作者：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贵州脱贫和发展案例表明，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和发展是集合“核心设施、骨干领域、环境机遇”三大因子共同发力的结果。这一发现挑战了当代主流发展理论，并在落后国家或区域具有广泛复制性价值。这种新发展观不只是一种自洽且连贯的学说，还可作为引导明智行动的机制对待，因而深具实践意义。本文尝试把这三个强关联性词汇转换为规范且符合逻辑的陈述以激发洞见，这些洞见是乱糟糟或高谈阔论的语言揭示不出来的。

一、引言

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贵州省66个贫困县与全国832个贫困县一道，全部脱贫摘帽，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石漠化严重、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1]，实现了民生改善的千年跨越，谱写了一曲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壮丽凯歌，彻底撕掉了贵州历史上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创造了贫困治理史上的奇迹。即使是在2020年这样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下，贵州逆势增长，增速仅次于西藏位居全国第二，达到4.5%，经济总量从2018年的全国第25位跃居到2019年的第22位，然后又跑出了“贵州速度”，一举超过内蒙古和山西，从2019年的第22位提升到第20位，历史性地进入全国省域经济20强，堪称区域经济发展上的一匹“黑马”，颠覆了人们心目中贵州是贫困落后“代名词”的印象[2]。

然而，成功且堪称杰出的贵州脱贫与快速发展的故事，创造的脱贫“贵州版本”和发展奇迹的“贵州速度”，如果用西方流行的发展理论来进行解释，激起的思考角度、广度和深度却不能尽如人意，以至难以让人理出贵州脱贫和发展故事的大致头绪，更不能让其他区域的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理出“最应向贵州学习什么”的合意答案。

考虑到人类的发展故事多半是“从错误中学习”的故事，扭转局面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无论如何，脱贫和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虽无一劳永逸的理想方案，但确有诀窍可循。早期和当代发展理论确实给出了某些被广泛认可的“窍门”，生产函数模型把驱动发展的主要因子鉴别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后来则把技术进步视为最重要的驱动因子，以契合伴随科技快速进步而来的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基于“生产率路径观”、以投入-产出效率言说发展故事的许多模型扩展了驱动因子，包括所需求面因子的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导入生产函数，甚至导入制度和文化因子。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二元结构理论和著名的“刘易斯拐点”，其主要政策含义是把稀缺资源从农业等传统部门释放出来，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工业等现代部门。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这类路径，采纳城市优先农村、工业优先农业的发展战略。虽有成就，但造就城乡与工农差异悬殊并衍生诸多负面后果与影响。视野更宽泛的区域发展理论是第三个主要版本，包括诸多次级版本，而以“增长中心”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事实上被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转移支付等区域发展援助政策[3]。增长中心理论把发展的故事言说为“以先发带动后发”的故事，或者“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故事。具体地讲，就是精心选择经济发展前景和潜力最大的少量增长中心，设法把大量稀缺资源和企业导入其中以产生足够强大的集聚经济，并对周边非核心的外围地区产生足够强大的辐射效应和拉动效应。

相对而言，西方的这些增长理论，却无力对贵州的脱贫故事进行适当叙事，也就是说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贵州这样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的贫困治理故事。如果一定要套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贵州的增长，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个缺陷是没有系统回应“既非增长中心也很难被其辐射与拉动”的地区，如何有效脱贫和成功启动发展引擎。数目庞大的贵州山区既非增长中心也非增长中心的辐射范围，特别是那些被不利地理条件长期分割和封闭的小山区乡村。迁移是一个选项，但限定因素很多，包括当事人拒绝迁移，以及发展政策并不鼓励系统迁移。在这种情况下，“就地脱贫”和“就地发展”被作为预设前提。不妨把本非增长中心、也难受惠于增长中心且不鼓励迁移的欠发达地区，称为边缘化地区。

第二个缺陷是关于边缘化地区是否也能成为潜在的或未来的增长中心，主流发展理论的标准答案是“否”，显然无法解释贵州脱贫案例。

第三个缺陷是增长中心的判断标准被片面地锁定为“前景看好”，通常指地理位置优越或特色资源富足的经济优势区位。在贵州脱贫案例中，可以看到许多不满足这项标准的边缘化地区，却通过耦合三个关键因子成功地将自己改造为前景看好地区，继而步入脱离和发展的康庄大道。

因此，西方关于增长的理论模型无法解释中国贵州的脱贫和发展事实，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经典论理论来分析贵州的脱贫与发展，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贵州案例隐含的“脱贫与发展窍门”的精髓部分，可被贴切地提炼为“核心设施、骨干领导与环境机遇”的耦合，并且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将这三个关键因子进行耦合，形成有机地紧密联结，可称之为“铁三角因子”耦合，不仅能够有说服力的解释贵州的脱贫与发展，同时也可能适合对中期和成熟阶段的脱贫与发展叙事。三个因子之间的强式耦合逻辑关联如下：

图1中表达的强式逻辑关联是：当地的骨干领导敏锐判断并抓住堪称“奢侈品”的环境机遇，率先全力推进核心（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有效地为启动脱贫和发展拓展出巨大的机会空间。这是一个不同于主流发展理论的新发展观叙事，同时也是对西方抽象的发展理论中忽视“骨干领导”“环境机遇”等驱动发展的因子的修订。“铁三角因子”耦合原理隐含着“强式互补才是王道”这一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的发展理念，根植于“万事俱备须唤东风”的短板思维。系统论原理表明，系统的最大功效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要想达成整体功效最大化，就必须修复关键短板，并确保系统内部各个构件之间形成有机地紧密联系。贵州脱贫案例显示，“核心设施、骨干领导和环境机遇”之间存在“铁”的因果逻辑联系，其中每个“角”或其组合成为关键短板的风险极高，特别是在发展的起步和早期阶段，贫困发生率很高，脱贫成为启动发展进程最合理也最强大的动力。贵州脱贫案例还表明，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系统低估了“骨干领导”在发展早期的重大作用，这一作用是常规生产要素无法企及的，因而把骨干领导隐入劳动要素并不适当，把“核心设施”隐入投资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基于“铁三角”因子耦合的新发展观采用二分法叙事：把脱贫和发展故事言说为“互补效应+环境机遇”的故事，而“核心设施”和“骨干领导”正是强式互补效应的关键来源，抓住“环境机遇”促成强式互补效应才是脱贫与发展窍门。主流发展理论几乎没有意识到强式互补效应的关键形式是能动性效应，足以匹敌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因此，贵州脱贫模式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并非只是本土化模式，当代发展理论应全面接纳民众能动性理论并使之成为重要分支。

二、“核心设施”因子的吸附效应与能动性效应

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从中带来各种额外收益，经济学术语称之为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在经济学文献中备受关注，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也很重要，但真正紧要的在于集聚效应的生成机制，即如何把生产要素或稀缺资源吸引到特定的地理区域，由此形成“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集聚模式[4]。与许多其他成功故事一样，贵州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将“核心设施”作为聚集效应的生存机制并广泛加以应用到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之中。

“核心设施”定义为可对生产要素和企业产生足够吸附效应的基础设施，由此成为聚集效应的重要生成机制，与稍后讨论的、源自骨干领导的这一生成机制平行发挥作用。基础设施在经济发挥中的重要性早已被普遍确认，但其吸附效应因类型和规模而异，许多很小。因此，以基础设施概念言说脱贫与发展故事难以切中要害，因而也难以帮助决策者找准“窍门”。

长期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依靠一瓶酒（茅台酒）、一瓶浆（老干妈）和一盒茶（精品茶），但这些“支撑”却始终没有让贵州摆脱贫困和欠发达的窘境。党的十八大以后，贵州抓住路桥、水力、电力以及数字通讯技术（ICT）这一被称之为“路水电讯”的“核心设施”建设，通过“核心设施”的吸附效应，强势带动贵州脱贫和快速发展。

第一，以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等交通“核心设施”为龙头，构筑交通通道，将贵州的能量从封闭状态中释放出来，打通脱贫和发展的肠梗阻。要致富，先修路，贵州的贫困和落后，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交通。脱贫攻坚战略实施以来，贵州集中财力，先后修建开通贵广、沪昆、贵（阳）开（阳）、贵阳铁路枢纽环线东北环、渝贵、铜（仁）玉（屏）、成贵、安（顺）六（盘水）等8条高铁，覆盖全省8个市州从省城贵阳到边界县市实现“半日来回”，省境内高铁里程超过了1500公里，铁路通车总里程（路网规模）达到4000公里以上，贵阳至周边省会城市和全国主要经济区的高铁通道更加完善，基本建成适应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铁路网，快速进入高铁时代，实现了市州通高铁、县县通高速，开启“省域同城”模式。未来几年内还将再开通3条高铁，高铁总规模达到250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高铁网，再加上机场建设，贵州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是中国西南连接华南、华中的枢纽、“一带一路”中国西部重要的陆海连接线，处于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中间带、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5]。

第二，大力建设桥梁隧洞，打通阻碍经济循环的天堑。贵州山高林深，高山峡谷等自然条件的阻隔，使得贵州长期以来人不能尽其才，货不能畅其流，经济的流动性很差。因此，贵州通过桥梁隧洞这些“核心设施”的建设，打通制约贵州经济循环的赌点，共计建设起了公路桥梁2.1万座，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0多座在贵州，是世界上特大峡谷桥最密集、数量最多的地区[6]，特大峡谷桥梁数量世界第一，使得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7]。天堑变通途、偏隅成枢纽，贵州的经济迅速循环起来、活跃起来，吸附效应很快显现出来。

第三，完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大数据中心。信息和数据，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资源要素[8]。贵州将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作为脱贫和发展的“核心设施”，5G基站建设全国领先，网络覆盖全省每一个角落，光纤通信实现户户通。特别是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落户贵州，催生了无中生有的大数据产业。大数据中心这一“核心设施”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吸附效应，全省大数据企业、上云企业上万家，省会贵阳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都”和“中国数谷”。大数据“核心设施”的吸附效应，推动了政用、商用、民用多个领域，释放激活效应和乘数效应，给贵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方式带来显著改变，对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据国家相关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贵州数字经济增速领跑全国，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1；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居全国第3。自2011年起，贵州连续10年增速位居全国前2位。2020年，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1]。19个重点监测的行业中，有1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7个行业增速达到两位数。大数据+助力脱贫，贵州远程医疗创造了“三个全国率先”：率先在全国出台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明确责任认定办法、绩效分配比例和对口帮扶驻点时间计算办法；率先在全国将远程医疗服务按照常规诊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率先在全国出台充分体现公益性的远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9]。截至2020年11月，贵州远程医疗实现县县通、乡乡通。

第四，国之重器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核心设施”建设，成为“中国天眼”让世界瞩目。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贵州成为国家大型基础设施“中国天眼”（Five-hundred-meter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的落脚地，这一简称为FAST的“核心设施”，让世界知道和了解中国的贵州，扩大了贵州的影响力，并带动了贵州的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

贵州案例表明，核心设施最适合担当聚集效应之主要生存机制的角色，而以路桥和数字科技最具代表性。贵州在脱贫和发展的起步早期阶段，就把路桥和ICT建设作为“集中财力办大事”突破口，能够形成强式且可持续的吸附效应[10]。分散财力办小事是脱贫和发展故事的大忌，也是失败的主要根源。在资源紧缺尤其突出的起步和早期阶段，确立和恪守“把首要的事情放首位”“首要的事情是核心设施”尤其重要。无论如何，项目总是需要达到一定的资金量才能开工，“边开工边找资金”极易招致重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可合理预见的负面后果。此类作为在实践中相当常见，而贵州幸运地撇开了。“核心设施”的吸附效应在贵州高铁建设中看得很清楚：高铁延伸到哪里，被其“吸附”的“沿线经济”就延伸到哪里；有如学校分布在哪里，许多人就把房子买到哪里。人们本能甚至敏锐地意识到，向“核心设施”靠近可以产生更高的收益和回报。自古以来，人类总是倾向于逐水草而居。在ICT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且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数字“核心设施”作为激发吸附效应的无形纽带，发挥着足以匹敌作为有形纽带的路桥的巨大作用。贵州每年都保持高速度增长的事实强有力地映证了这一点。可以预见的是，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的加速阶段的贵州，后发优势将越发明显。

以“核心设施”作为吸附效应生成机制特别重要，因为“区域发展”四个主要源泉都高度依赖吸附效应，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以及远未熟知的能动性效应。没有足够的吸附效应吸附生产要素和企业，这些效应将会很小甚至不复存在，导致区域发展丧失其宝贵源泉而长期止于低水准的活命模式。举凡四类效应缺失或不明显的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类模式。

贵州脱贫和发展案例呈现了很强的能动性效应：民众把脱贫事业看作政府与自己的共同事业，积极参与其中；不只是把自己当作需要政府帮扶的对象，更是能够并且确实对脱贫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动者。民众的能动性效应在脱贫和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远未呈现在当代发展理论中，更未将其提升到与其真实作用相称的位置。因此有必要对能动性效应略加讨论。

首先，给定政府作为和资源条件，脱贫与发展绩效取决于民众个体的能动性被动员的程度。未被动员的能动性只是人类个体携带的潜能，主要指能力、倾向、活跃度和创造性。创造性尤其重要，因为它是各式各样创新活动的终极来源。其次，在把能动性转换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核心设施和骨干领导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就是作为“动员者”的角色。没有动员机制，能动性就不会被转换为民众的实际行动；没有民众的实际行动，任何脱贫和发展故事都将是失败的故事。在本文中，能动性被转换为民众积极参与脱贫与发展行动的过程，称为能动性效应。再次，能动性效应的程度取决于“核心设施”的状态和“骨干领导”的作为。无论核心设施不良还是骨干领导作为不良，能动性效应都将处于压抑性的原初状态。这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起步和早期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山区尤其如此。这一样的状态通常被描述为“民众素质和能力不佳”，深具误导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佳”，而在于未被动员或至少未被有效动员。“核心设施”和“骨干领导”未“结合”的地区十分常见，鲜有例外。最后，能动性效应对脱贫和发展的相对贡献，足以匹敌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贡献。如前所述，四类效应高度依赖吸附效应，而吸附效应既高度依赖“核心设施”，也高度依赖“骨干领导”。

三、“骨干领导”因子的吸附效应与民众动员

贵州脱贫和发展的案例中提炼的新发展观，蕴含了一种新的思想结构：在“环境机遇”加持下，“骨干领导”和“核心设施”作为脱贫和发展的两大支柱。“骨干领导”的支柱作用体现为作为吸附效用的第二个生成机制，与“核心设施”作为第一个生成机制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问题在于“骨干领导”生成吸附效应的支柱性作用，至今仍逸出主流发展理论的视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州脱贫和发展案例显示“骨干领导”的作用是关键性的：“骨干领导”履职良好的地区，脱贫和发展成果相对充分，反之亦然。由此也可佐证：把“骨干领导”的支柱作用界定激发吸附效应是适当的。

但是，把源于“骨干领导”的吸附效应与源于“核心设施”的吸附效应混为一谈是不应该的，尽管两者间存在关联性。“骨干领导”的吸附效应的实质是凝聚力，即把民众凝聚在自己周围以协调行动的能力[11]。这种“凝聚人心和人气”的能力，通常很少出现在非骨干领导和普通民众身上。骨干领导的能量远大于其他任何人。如果说“核心设施”的吸附效应体现为“资源吸附”，那么“骨干领导”的吸附效应则体现为“人心吸附”，即一种“民众向骨干领导看齐”的正能量。可以推论，基于对集权和滥用权力风险的本能警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在中国背景下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合理是因为反映客观真实；必需是因为它决定脱贫与发展故事的成败与效果，至少在起步和早期阶段如此。在贵州脱贫攻坚和改善民生的战场上，即使是偏远的山村都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作为关键一招，有8848名第一书记、36000驻村干部奋斗在脱贫攻坚和改善民生的一线，他们不但发挥着强有力的动员力和执行力，而且自身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以榜样和楷模的作用吸附着“人心”。因此，把“骨干领导”的吸附效应纳入发展理论并认真对待很重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适性的发展理论，不可能只是适合西方发展叙事的理论。

贵州脱贫和发展的成功，有力地印证了一个普遍现象：市场失灵的类型、广度和深度因发展阶段而异，在脱贫和发展的起步早期阶段，最严重的是民众的协作失灵—严重缺失行动和协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骨干领导”以其强大的吸附效应以矫正协作失灵，便显得合情合理并且至关紧要。在贵州脱贫和发展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相当普遍的骨干领导效应，或者更一般地描述为“能人效应”：少量“能人”把许多民众吸附到自己身边，投身于脱贫与发展事业，继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12]。这个过程一直扩散下去，即可以很好地实现脱贫与发展的目标。此类故事除贵州之外，在中国其他大地上也随处可见，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将其纳入包容性发展理论的视野，而采用吸附效应概念“纳入”最为适当，如此可以自然而合理地实现与增长中心理论的全面接轨。一个适当的增长中心理论，再也不是一个“经济前景”判断中拒斥“骨干领导”因子的理论。中国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的实践证明，即便一个地理位置和当地资源并不满足“前景看好”的地区，只要具有足够的“骨干领导”效应，也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增长中心，即对周边地区产生足够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地区。经济竞争本质上正是吸引力和影响力的竞争，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也无论企业间还是国家间。这种增长中心理论在较高程度上挑战了西方的产权激励理论，即强调私人产权作用的理论，这种作用甚至被抬升到“把不毛之地变成花园”的夸张地步。不言而喻，私人产权及其作用非常重要，但其真实作用受制于许多结构条件，尤其是中国与贵州背景下的“核心设施”效应和“骨干领导”效应。在这两类关键效应处于压抑状态的环境中，私人产权的作用有限，对脱贫和发展的贡献不太可能超越两类效应，经济发展的起步和早期阶段更是如此。

在考察完“骨干领导”效应后，贵州模式即可作为两类效应既平行又交互驱动脱贫和发展的叙事。在便利分析的意义上，本文把“骨干领导”效应与“核心设施”效应作平行处理。在真实世界中，两者则是合力发挥作用的，这意味着除了“核心设施”因子外，“骨干领导”对吸附外地或当地资源与企业的作用也是关键性的；易言之，在资源和企业被“核心设施”吸附的同时，民众被“骨干领导”“吸附”，而且“骨干领导”对资源与企业吸附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并最终反映在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上。

与“核心设施”因子一样，“骨干领导”因子也会带来辐射效应，即把影响力投射到对周边（外围）地区并从中受益的效应，这是与吸附效应平行但方向相反的效应。吸附效应与辐射效应共同赋予区域发展概念以实质内涵，因为它们揭示了为人类经济活动创造空间收益的基本力量——吸引力和影响力。缺失或丧失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是“前景暗淡”的明确信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企业、对地区还对国家。以此言之，贵州脱贫与发展故事应被解读为生成与拓展吸引力和影响力、辐射力的故事。

四、“环境机遇”因子的“贵州奇迹”贡献

“环境机遇”是指环境中有利因素的发展趋势，是由潜在的吸引力与出现机遇的可能性所组成，包括运气、不可控的政策利好和“天上掉下的馅饼”。根据“环境机遇”矩阵，“环境机遇”的利好从小到大，产生的影响也是动态变化。对置身其中的个人而言，环境本身不可控制，但可适应，特定区域也是如此。

适应环境既是个人、也是特定区域的本能。但真正紧要的不是适用，而是“捕捉”环境机遇。环境就是动态变化的。环境变化既带来挑战也造就机遇。执行的本质，就是不断顺应环境的变化应对挑战，抓住发展的机遇。一般地讲，在区域发展的全国性大棋局中，最可能感知、领悟和抓住“环境机遇”的人，通常正是“骨干领导”，尤其是政治领导和行政领导，他们比普通民众有着高得多的敏锐性，并且掌控大得多的权力和资源能量。贵州脱贫攻坚取得成功、民生得到改善，除了“核心设施”外，与“骨干领导”从两个路径发挥了关键作用密切相关，一是作为吸附效应的生成机制，另一个是快速领悟并抓住“环境机遇”。“骨干领导”比民众更清楚“环境机遇”可遇不可求，弥足珍贵，因此成为推动贵州脱贫与发展中“铁三角”因子中的一角，与“核心设施”平行。

中国背景下，“环境机遇”具有重要的“资源”和“许可”含义。资源含义通常意味着转移支付等资金来源比平时更充足也更确定；许可含义意味着法律法规变得相对宽松，以至原本限制或禁止的事项，现在不再或很少受限。两类含义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机遇”作为脱贫与发展故事关键角色的地位。“环境机遇”是多样化的，涵盖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科技进步、气候变化乃至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崛起。人类总是不断地打量周遭环境，因环境变化调适自己的行为，以捕捉机遇和控制风险。“环境机遇”的多样性组合进一步强化了其重要性，即作为驱动脱贫和发展进程关键角色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对落后的贵州带来了千载难逢第一个“环境机遇”[13]；贵州多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贵州脱贫与发展的第二大“环境机遇”[14]；交通强国战略的实施，为贵州走出大山、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实现城乡融合、区域融合，成为贵州在脱贫和发展中崛起的第三个“环境机遇”[15]；无中生有的数字科技与数字经济发展，成为贵州脱贫和发展中的新引擎，这是贵州最有特色的第四个“环境机遇”。面临四大“环境机遇”，贵州比许多其他地区更准确地抓住了，造就了脱贫和发展的“贵州速度”和“贵州奇迹”。

尽管“环境机遇”的角色如此重要，主流发展理论仅仅只作为既定的“经济前景”判断标准和背景隐入其中，而在变量因子中并没有留下适当位置，生产函数和配置模型如此，增长中心理论也如此，因而用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无法解释贵州的脱贫和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一个包容“环境机遇”的发展理论。贵州的脱贫和发展故事中将“环境机遇”的因子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形成的“新发展观”，旨在把“环境机遇”召回到脱贫与发展故事中，成为足以与“核心设施”和“骨干领导”等量齐观的关键角色。据此，一个不重视甚至忽视“环境机遇”的地区，即便“核心设施”和“骨干领导”都具备，也无力讲述成功的脱贫和发展故事。

一般来说，“铁三角”中的每角都不可或缺，它们必须结合在一起，以“耦合”的方式协同发挥作用，嵌入四重内涵：一是“骨干领导”迅速感知和领悟即将或已经到来的“环境机遇”，优先推进“核心设施”建设，贵州把路桥和数字科技作为首要事项放到首位，集中财力保质保量和及时完成建设任务，以及尽快投入运营和确保及时维护，带动了贵州脱贫和发展的成功；二是“骨干领导”以顺应“环境机遇”的方向行事，以把握“环境机遇”自身的正确方向性，并建立起一套明确的日程表和严格的问责制；“骨干领导”发挥作用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体现到发挥作用的两类路径上，即吸附效应路径和动员民众参与的路径；三是“环境机遇”具有内外维度，这意味着骨干领导在综合考虑两类“环境机遇”的基础上采取明智行动，确保因地制宜地解决脱贫和发展问题，贵州脱贫和发展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到多样化的“环境机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地区差异如此大的环境中，因地制定地利用外部“环境机遇”尤其重要，贵州案例表明了融入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四是“环境机遇”是动态的，通常并非重复或者简单地重复，“骨干领导”理解“环境机遇”的周期性并预知其变化十分重要，包括理解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步或不同步，加速度的环境变化，由过去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演变成如今的“三年河东四年河西”，“骨干领导”抓住“环境机遇”的努力要趁早，而趁早抓住“环境机遇”的努力更可能成功。“十三五”期间，中国完成960多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其中贵州就达188万民众进行“大迁徙”，约占全国搬迁人口的1/5，成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搬迁劳动力家庭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率达100%，842个集中安置区社区服务功能100%覆盖[16]。山还是那座山，人还是那些人，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历史已经颠覆，贵州实现了“蝶变”。及早抓住了“环境机遇”，使得如今的贵州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是目前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包括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施秉喀斯特和梵净山四处，拥有7个国家5A级景区，120余个国家4A级景区，赢得了“中国公园省”的美名。

五、结语

基于“核心设施”“骨干领导”和“环境机遇”“铁三角”因子耦合的贵州脱贫和发展案例提炼的“新发展观”，以中国的案例修复和充实了当代发展理论，同时对中国不发达地区的贫困治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基金来源：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十四五’时期贵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难点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GZZ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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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