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vard University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以西5公里的剑桥，与市中心隔着查尔斯河，可以乘地铁或巴士到达，公共交通便利。但是开车在哈佛找停车位则比较难，尽管街边有收费的停车位，能否找到空位就全凭运气了。
哈佛大学始是美国的最早的高等学府，创于1636年。如今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校友和教职员中有161名诺贝尔奖得主、18位菲尔兹奖得主、14位图灵奖得主，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在学校任教者中许多是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此外哈佛还培养出8位美国总统，多位外国元首以及一批诸如比尔·盖茨、马克·扎比那样的知识富豪，因此不论是科研成果、学校教学质量，还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学校获得的资金规模等等都是世界第一位。翻遍世界上所有的大学排行榜，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拥有近1890万册图书，是全美最大的学术图书馆，恐怕也是全球最大的学校图书馆。尽管现在是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发行一个出版物并非难事，但在一百年前书籍就是财富，甚至有钱也买不到。
哈佛大学还有一座美轮美奂的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里面收藏的欧美亚非各地的文物达25万件之多，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泥板可以完整勾廓出人类文明的发展主线，几乎就是一座缩小版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哈佛在波士顿有三个校区，本部位于剑桥占地210英亩，感觉比耶鲁或普林斯顿的校园还要大。哈佛有在校生约2万人，教职员工1.6万人，再加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校园里人来人往几乎就像是一座繁荣的市镇，远不是一般的学校概念所能概括和描述。
哈佛大学起源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公理教会创办的一所培养牧师的学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名字，直到两年后一位波士顿第一教堂的教士，剑桥校友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去世时为学校捐出自己一半的财产780英镑和400册图书，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为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图书馆、纪念教堂、麻省大会堂所在的院子就是当初的哈佛学院，庭院里就坐落着约翰·哈佛的雕像，这是几乎所有来哈佛参观的人都想摸一下的“神像”，希望能沾上一点仙气。这座雕像出自林肯纪念堂内林肯坐像的作者丹尼尔之手，但哈佛坐像的容貌却不是哈佛本人，因为他没有留下照片或画像，没人知道他长得啥样，这实际上是丹尼尔的艺术创作作品。
在前两篇游记中我已经介绍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起源，1630年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率领大批清教徒到达Salem和Charleston，随后以Boston为中心建起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此时的殖民地政府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总督与7名助理组成一个法院来管理殖民地，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为一体。
参与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都是“自由人”，而自由人的身份由教堂来认证，也就是说政府官员首先必须是正式的教徒才行，而成为正式的教徒要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包括本人出身、对信仰原则的理解以及皈依过程中的亲身经历，通过牧师主持的提问和答疑面试等。实际上在法院任职的助理们大多都是教堂中的牧师或神职人员，从某种意义上很难说清究竟是政府还是教堂在控制社会。
在十七世纪早期欧洲受教育的人几乎只有神职人员，殖民地平民中识字者少之又少，这让宗教界人士十分着急。殖民地百废待兴唯有教育先行，1636年马萨诸塞湾总法院经过投票颁布一项决议，设立一座高等神学院培养急需人才，当时教士们（包括约翰·哈佛本人）多毕业自Cambridge University，便以剑桥作为建校蓝本。
哈佛学院在初始阶段完全就是一所神学院，目的是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宗教领袖，当老一辈辞世后不至于教堂出现一批文盲的牧师。所以哈佛的课程主要就是学习《圣经》和拉丁文，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是可以用拉丁文朗读圣经新约、旧约原文，而且可以清晰地进行逻辑论证。
哈佛学院还肩负着另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维持清教徒的基督教正统性，维持严格的虔诚宗教礼仪和纪律。而实际上这在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第一任校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就在质疑马萨诸塞教会的正统性，他拒绝为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施洗，认为只有成年人才应该受洗，他这种叛教行为已经威胁到社会安全，已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宗教领袖，1654年他选择自我流放至普利茅斯殖民地，宣布放弃自己的清教徒信仰皈依了浸信会。
殖民地出生的教士因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出任哈佛校长，他早年自哈佛毕业后到爱尔兰留学获得硕士学位。马瑟是非常保守的清教徒，上任后实施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教学，在伦理课上用圣经或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取代古典罗马作家的著作，规定学生必须定期上课、必须在校内居住和吃饭，收紧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与哈佛其他神职人员关系十分紧张。
哈佛早期的校训是“基督和教会的真理(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毕业生中一半做了牧师，前12位校长中有10位都是由牧师担任，系统的神学教学于1721年开始逐渐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神学教学的核心。不过，哈佛真正的繁荣和发展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后，特别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哈佛逐渐实现私有化，学校理事会中的政府官员、牧师被商届大亨、专业人士陆续取代，学校资金中私人捐赠成为主要来源，哈佛的资金规模超过了耶鲁大学的三倍，一跃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大学。
不过，从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到美国脱离英国独立这段漫长时期里，因宗教信仰不同引发的社会冲突比比皆是，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政体加剧了这种矛盾。从广义上来说，选择出走新大陆的“清教徒”都是英格兰圣公会中的分离主义者，他们反对圣公会脱离罗马天主教后仍然保留着旧的制度和传统仪轨，包括使用《共同祈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在仪式期间穿着显示神职人员身份等级的法衣，在洗礼时使用十字架，跪着接受圣餐，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教皇制度的象征。
当初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英格兰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时，除了要求教会以他为领袖，英国大主教由他来任命，其它一切信仰教条和仪轨皆保持不变。在爆发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一系列血腥冲突之后，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掌权时代才开始了圣公会的部分改革，但这些措施已经难以被所有成员接受，一些教徒出走他国最终辗转到达了新英格兰殖民地。
到达新英格兰的教徒主流上属于公理派，他们反对英格兰圣公会的主教政体，即主教存在等级制度，教堂负责人由上一级教会任命，他们要求每个地方的教堂都应该是独立自治的，教堂主持人应该由本教堂的教众自己选举产生。从信仰上来说他们更接近新教改革后的开尔文教派。
马萨诸塞的公理制教会显然不利于实现集中统一的教堂权威，教徒们难以就共同的信仰和做法达成一致。为了解决内部纷争，马萨诸塞教会发展出一套规章制度，首先各教堂严格入教的资格审查，只有正式成员才能参与选举，入会的全体教徒要共同签订一个公约同意遵守教堂确立的信仰原则和纪律。每个教堂设立一名长老和一名执事，长老或牧师负责祷告和执行圣礼，执事只是负责教堂财务事务，牧师由纳税人供养。为了保证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有足够受过教育的牧师，各教堂的主持人经过开会研究一致决定成立哈佛学院，因此哈佛成为维持殖民地人思想正统的重要堡垒。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初建立的政府是以总督约翰·温思罗普为最高行政长官，与教堂推选的7位神职人员担任助理组成马萨诸塞“总法院”，集立法、司法、行政为一体。各社区教堂彼此独立，各教堂掌事牧师组成一个咨询委员会在波士顿剑桥的哈佛学院定期开会讨论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寻求达成某种共识，严重到无法控制的会提交给总法院裁决。
在这个期间先后出现了教堂牧师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因坚持浸信会信仰被判罪驱逐出境后建立了普罗维登斯种植园殖民地，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因“反律法主义之争"定罪被驱逐出境后建立了罗德岛殖民地，甚至哈佛第一任校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也因支持浸信会主张被放逐。
此后爆发的塞勒姆女巫案更成为一个焦点，由于宗教的介入使得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这原本是Salem乡村两个家族之间的纠纷引发的争斗，因为被指控为有人“下蛊”和使用“巫术”导致大批人被抓捕和处决，一些神职人员积极介入从中推波助澜，其中就包括哈佛的马瑟校长以及他的儿子科顿·马瑟，导致案件不断扩大，最终动用世俗政府的公权力使20人被判处绞刑，另有5人死于狱中，死者中许多是年幼的女孩，宗教式的审判酿成了严重的冤假错案。三百年来遭处决的死难者都陆续获得了平反，如今在塞勒姆女巫审判地建立了纪念公园铭记历史的教训。
十七世纪以后马萨诸塞的公理会教堂面临着新移民二代皈依数量大幅下降的局面，本地出生的新一代婴儿时曾经受洗，成人后也学习圣经参加周日教堂活动，但却无法满足严苛的会员身份认证，无法参加选举，一些教堂试图放宽原来的皈依入会标准，遭至马瑟校长的强烈反对引发很大的争论，导致教堂教派之间进一步分裂。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真正的宪政危机发生在1684年英王詹姆斯二世撤销了原来的殖民地自治宪章，詹姆斯将周边殖民地合并后成立皇家直属的“新英格兰自治领”，任命埃德蒙·安德罗斯为总督，安德罗斯于1689年在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时期被波士顿起义民众赶下了台，哈佛校长马瑟作为殖民地大使在伦敦四处活动试图从新政府获得新政府的殖民地宪章。
1691年马瑟校长经过多方努力虽然获得了新的宪章但事与愿违，克伦威尔政府批准设立“马萨诸塞湾省”并直接任命了新的总督，剥夺了原来殖民地独立的地位。新宪章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投票资格从宗教资格更改为土地所有权，即凡拥有价值40英镑的财产或不动产每年能够产生至少2英镑的租金收入的居民都拥有选举权，这样大约四分之三的成年男性人口都拥有了选举权，而且宪章还规定非天主教徒都拥有信仰礼拜的自由，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马萨诸塞原有的神权统治基础。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政府高级官员由官方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包括省长、副省长和法官。然而，立法议会（或总法院）继续选举产生，并负责选择省长委员会的成员。省长对总法院通过的法律以及委员会的任命拥有否决权。这些规则与其他殖民地省份所享有的皇家特许状有着重要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总法院现在拥有拨款权，并且委员会是当地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由省长或国王任命的。这些显着削弱了省长的权力，这在麻省历史后期变得很重要。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公理会牧师们大多站在了革命者一边，这些人被英国人诬为“黑衣团”，他们为集结的民兵宣讲布道，一些牧师拿起武器走向了战场，他们反对英国政府的专横。他们尤其反对英国政府在美洲殖民地任命圣公会大主教的图谋，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当年是如何逃亡美洲的，他们不想在美国看到同样的制度重演。
哈佛大学的真正起飞来自于经历了十九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美国内战的洗礼之后，从一座充满了保守色彩的神学院转变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成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
哈佛大学校园中心位置矗立着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的雕像，萨姆纳就读于哈佛大学，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后成为律师。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后，因在参议院发表反奴隶制演讲“针对堪萨斯州的罪行”，被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以金属手杖袭击头部造成重伤，成为最激烈反对奴隶制度的政治领袖。
我试图寻找中国人在哈佛校园留下的痕迹，见到了图书馆旁的一座龙碑，这是中国哈佛同学会1936年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时送给母校一座纪念碑。
我也在校园里寻找早年在中国非常有名的“费正清研究所”，这个机构应该保存了有关中国的大量原始档案文献，可惜的是虽然找到了这座楼，却无法得门而入。
哈佛大学是我此行走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所美国学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大、漂亮和古老，也不是因为它图书馆里收藏的珍贵文献或艺术馆里的文物，更多的是它积淀的美国文化和历史。美国始于新英格兰流亡的清教徒，而哈佛正是这些人的精神家园。不论当初它是站在保守阵营还是后来创新前卫，它帮助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未完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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