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将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全球化完全有可能由一个自发的过程向更加自觉的过程发展。”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杜占元11月12日在北京出席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时表示，疫情使各方有机会认真反思自上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超级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全球化不仅是利益共享，也是责任共担；全球化不仅需要坚持，更需要推向未来。他同时阐述了新型全球化可能具备的六大新特征。

内容更加综合。全球化虽然是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率先带动，但其一旦产生将不止于经济领域，而会不断向社会、文化、安全、卫生等更加广泛的领域拓展，推动世界各国全方位、多层次的接触与交流，形成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结构更加均衡。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领域不平衡、受益不均等、话语权不对等的问题，疫情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模式转型使得谋求全人类共同福祉的逻辑正在超越某些国家、某些群体单元的旧有逻辑，加速构建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结构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发展更加可持续。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化不仅引发了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的加大，还造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等问题。新型全球化应面向未来，基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采取行动，以人类的全面进步为追求，重构兼顾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治理更加有效。疫情的全球蔓延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新型全球化需要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全球治理，丰富全球治理形式，巩固多边合作基础，形成与新型全球化相匹配的共商、共建、共享的高效治理体系。

利益更多交汇。如果说之前的全球化使各国的现实利益联系更加紧密，新型全球化则需要更多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撑，努力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同时，还要协调和满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推动彼此价值的认同和携手发展。

技术更加创新。全球化因经济而兴起，随技术而深化。如今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逐渐打破横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语言等障碍。相比信息化，智能化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全球化走势，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既需要政治、经济、技术角度的思考，更需要文化、文明、价值的视角。”在杜占元看来，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朴素的天下观和深厚的世界大同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命运共同体基因，这将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与冲突和对抗相比，尊重、求同存异才是化解问题与冲突的更智慧和更有效的方式。中国历来坚持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种主体以和为贵，这是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

作者：汤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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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