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吴关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入上海，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结束，上海解放。
可是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横隔在所有人的面前，那就是接管上海后，如何尽快恢复经济。上海那时候被称为东方的巴黎，黄浦江上轮船来来往往，霞飞路上行人如织，中国最早的轨道交通“铛铛车”就出现在上海，其他的比如银行金融业还有电影行业，在上海也是发展空前。
老上海外滩
上海经济恢复得好不好，对于当时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而这时一个人的名字映入了眼帘——杨延修。
杨延修是谁我们等会再说，单说在这天早上，金门饭店外的大街上，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一个穿着西装，手里夹着公文包的男子匆匆出了饭店，钻上了一辆黄包车。
道路两边都是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不打扰当地居民，他们顶着油布在街头露宿，有些人全身上下都湿透了。不时有一辆军车开过去，上面押解着垂头丧气的国民党俘虏。
上海刚刚解放，所有人好像都做了一场梦，新生活怎么样没人知道。国民政府滥发法币还有金圆券，通货膨胀压迫着老百姓的神经，苦不堪言。曾经100法币能买一头猪，现在连张纸也买不了，法币印得十分精美，可是和废纸没什么两样，听说解放区的老百姓拿着写有数字的破布条就敢和商店换食物，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男子在市政府门前下了车，门前聚集着很多普通的做生意的大小老板，有人看见男子亲切地打了声招呼，“杨经理，你也来参加会议？”男子轻轻点了点头，说：“是的，是的！”
原来男子就是杨延修，他看见老板们还没吃早饭，就叫一旁自己的伙计去买了豆浆还有油饼分给众人。一个相熟的老板悄悄靠了进来，忧心忡忡地说：“听说他们要整治有钱人，侬可要小心点啊！”
杨延修摆了摆手，没有说话，说声“告辞”，就自己离开了。
这两天杨延修算是彻底忙开了，上海刚刚解放，国民党逃走的时候带走了大量的黄金珠宝，还有物资。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这些大小老板，生意都做不下去了。
这是国民党妄图从经济上施加的压力，但同时也是考验。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市工商局以许涤新任局长,杨延修、蔡北华任副局长的领导班子。重点放在整顿市场、平抑物价、打击投机资本,清理敌产,重组工商企业,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等方面。
杨延修已经好几天没怎么合眼了，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周围全是散落的文件，为了让老百姓放下心来，他们在一个月内组织多个国营粮店进驻居民集中的地区。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了大量粮食,充分供应。而且不掺假,不涨价。使上海市民恢复了正常生活。继而又陆续成立了交电、百货、土产、煤业、油脂、医药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营公司,彻底控制了市场。
上海有13.3万户手工业，工业，商业还有企业业，从业人员超过百万，如何对这些人安置，完成私营工商业企业的改组是个重大的问题，今天杨延修来到市政府就是为了这件事。
杨延修推开会议室的大门，里面已经坐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商界大佬，工商界名人胡厥文、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是杨延修的老朋友，他们互相探听消息。看到杨延修走了进来，他们上前亲切握手，没想到这时候杨延修却走到主持人的位置上，说：“阿拉就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众人惊讶极了，人群中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来，说：“没想到，你老杨也是共产党的卧底！”
杨延修幽默地说道：“我不是卧底，我是共产党的同志！而且如果你们知道我是共产党，还敢和我做生意？”
杨延修，一个和“余则成”一样潜伏在敌后的特工
众人哄堂大笑，所有担心和怀疑在此刻烟消云散，愉快地开始今天的会议。
1949年8月20日，杨延修顺利地成立了上海工商联合会筹委会,采取民主协商、同业座谈等方式改组了同业公会,推动工商界接受国营经济领导。
那么杨延修又是谁，为什么会被选为整改私营工商业的代表，他又为什么会被叫做“卧底”呢？这个我们要从头说起。
杨延修1910年出生在江苏泰州，七岁就从泰州到上海投亲。当过小皮匠，英国人的茶房，可以说他完全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但他没有和寻常人一样，安于现状，或者换句话说他是个有大毅力的人，而正是这种毅力让他得以在日后波诡云谲的斗争中幸存下来，而且还完成了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
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刻苦自学，完成了学业，还被法国保太保险聘任为高级职员，可以说如果日子这样下去，他也许可能就在这样的看起来还不错的生活中度过余生，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
“九一八事变”以及“一二八”淞沪惨案，青年杨延修看着自己的祖国在战火中沉沦，他悲愤欲绝。当时的人，有些蝇营狗苟苟且偷生，有些却是热血青年救亡图存，杨延修就是这样的热血青年，家仇国恨，亡国奴是不可能做的，保险员这个工作也是做不下去了，他毅然而然做了个决定——投笔从戎。他第一批报名参加了战地救护队,奔赴中日激战的前线。
淞沪会战
可是越是战斗，他越是迷惑，国民党黑暗的现实抹杀其他抗日的力量，他不知道自己最初抗日救国的理想，还能不能实现？
也是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出现好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他。从此,他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进步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杨延修顺利入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但很快上海沦陷，杨延修接受指派前往昆明成立广大华行，而这个广大华行就是中共的第三条隐秘战线的机构。
说说这个广大华行，最早是在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用300万法币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筹措抗日经费，支援党组织的活动，同时也是为了有个办事地点。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来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办公地点是在当时租借的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成内外两间，外面是办公地点，里面是杨延修和新婚妻子朱学明的婚房。
杨延修和新婚妻子朱学明战争中的相濡以沫
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后来随着几个负责人相继入党，这个华行也成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当时周恩来也给他们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但是等到杨延修在昆明展开工作没多久，1939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以及“皖南事变”，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组织和机构遭受了严重破坏，国内一时间风声鹤唳。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指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任设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杨延修在昆明的广大华行就被周恩来定为第三线。昆明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地通南北，连接滇缅，是战时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战略地位突出。当时国内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很多工厂，机构都迁移到了昆明，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移民大潮，包括当时很有名的西南联大也设立在昆明。
杨延修和广大华行的战友
人口一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年轻人多了起来。当时抗日热情高涨，国民党倒行逆施很不得人心，加之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于抗日活动的纵容，这给了杨延修一个绝好的机会。他遵从党组织的建议，组织了“昆明业务联谊社”，这个组织是干嘛的呢？
主要就是用来团结昆明的进步青年，并伺机发展党员。
当时杨延修在社会各界的口碑很好，一方面他有钱，而且爱国，另一方面他年轻而且朝气有活力，一心一意抗日，所以当时国民党各方面头目都和他交好，像昆明市市长裴存藩、市府秘书长刘志寰、省商会会长严燮成、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实、中国航空公司经理刘安平等都热心参与到他举办的活动当中。而且在几次活动之后，由于影响巨大，龙云还亲自到场题词，为之后的发展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时任云南主席龙云
可是很快意外出现了，1940年7月的一个晚上，月色惨淡，一群特务突然闯进了“昆联社”，说昆联社和共产党有勾结。幸好因为早有防备，所以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杨延修听到消息后吓了一大跳，多年的地下工作让他脑中警铃大响，可是很快又冷静下来，仔细回想了下平时的所作所为，他觉得事情并不简单，由于最近昆联社发展过快，肯定是被“有心人”给注意上了。
他打了个电话，托了关系终于确定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密令，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不过他没有慌张，一边让手下人放出被昆联社被搜查的消息，一边去找了本社监事长张军光。张军光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而且很有能量，平时拿着社里的干股，偶尔还跟着杨延修做做投资，发了不少财，所以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
这次杨延修找上门来，就是为了依靠他的能量，去省党部“讨个公道”！
对于这种不吃力而且还能落个人情的事情，张军光自然很喜欢，拍着胸脯保证:“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于是他和杨延修一起去了省党部找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陇体要殷勤地接待了两人，但是却表示这件事是上头要求的，自己无能为力。言辞之中很虚。
杨延修这才确定这次搜查只是“拢草打兔子”，只是来探探情况的，但接下来如何收场还是要看张军光的。张军光自然不依不饶，要求赔偿，陇体要果然不出意外说了软话：“请两位和社里各董事、监事今天一定光临冠生园,兄弟设宴为诸位压惊、赔情!”
当晚在席间陇体要声称“误会”,连连道歉。一场由顽固派挑起的政治迫害事件,经过杨延修巧妙的斗争策略,就此收场。后来在一些业务往来中，陇体要也是多加照顾，大开方便之门。
后来战火蔓延，杨延修借着昆明交通方便之利，给我方战士运去了大量物资，同时他还带着国民政府如张军光这样的高官大肆投资，很是发了一笔洋财，昆明高层于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要跟着杨延修干，保管你发财！
可是事情也不是完全都尽如人意的，作为隐秘战线的特工，为了任务，对于很多事情都要隐忍，隐忍，再隐忍。比如说和一些以前深交的爱国的朋友，现在就要尽量保持距离。
杨延修的好友李公朴在昆联社附近开了一家“北门”书店，他屡次登门拜访，还热情邀请杨延修去家里吃饭。可是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怀疑，不暴露，杨延修只能婉拒对方的邀请，而在双方交谈中也只能故意显露出疏远的滋味，时间久了，李公朴不知何故,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最后拂袖而去,见到故友便痛斥杨延修:“人一阔，脸就变,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也对杨延修的行为鄙夷不屑,纷纷愤然离去。
自己的同志不能亲近，对于敌人却要笑脸相迎，杨延修内心苦闷极了，但是没有办法，长期在昆明作战，虽然在国民政府高官中周旋，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心里的苦也没人倾诉。这就是作为红色特工的无奈之处，他们为了党为了国家，抛弃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把自己置身在一个牢笼之中，他们要去扮演一个并不是真正自己的自己，所以也许就像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苦其心志，所以才能增益其所不能！
1943年，他在红岩村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和他说：“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为党要能忍受委屈。”
顶的上一个师，这是对杨延修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也是周总理的这番谈话使他坚定了斗争的信念，为了最终的胜利，一定要坚持下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回都南京。上海又成为了中国的经济金融的中心，谁能抢先回到上海，谁就能在日后发展中占得先机。
杨延修接受党的指派，托关系摇身一变成了卫生局的接收专员，第一批登上了回沪的轮船。
他通过朋友的帮助租下了位于黄金地段“外滩一号”的亚细亚大楼，门面开阔，气势雄伟。在之后和国内外的资本角逐中，他如同一个指挥战场的将军，过得是风生水起。
同时为了增加自己的资本，他还特意结交了上海青帮的大佬黄金荣以及中统的头目陈果夫。
说起和陈果夫的交往，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陈果夫当时一直希望进军医药业，可是在四大家族中，陈家的实力比较弱。所以杨延修特地派人去接触陈果夫，告诉他自己的广大华行准备办药厂，请他来当董事长。
陈果夫果然十分感兴趣，亲自接见了他。
陈果夫作为军统的头目，每天十分繁忙，门外的小汽车络绎不绝，所以这次的接见可以说是诚意十足。他还探听到消息，得知陈果夫深受肺病的困扰，所以特地准备了专门从美国寄来的治肺病新药链霉素。
陈果夫果然开心，他见杨延修对自己很是关心，对他大有好感。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在药厂开张的那天莅临现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陈果夫
从此，三条隐秘战线又有了陈果夫的政治庇护，行动起来更加方便。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情况和形势的变化，杨延修的广大华行不断受到来自中统还有军统的骚扰，但都被杨延修机智地化解。尤其是有一次，一个军统头目拿着红戳戳盖着印章的文件把杨延修请去了办公室，说他们华行去东北和共产党联络，要封查他们的机构。杨延修两手一摊,拿出商人的派头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说:“老兄,我们生意人是只管赚钱,不问政治的。去东北只是为了大豆出口美国,那可是利滚利呀!时局如此艰难,哪样好做?你叫我们怎么办!”
对方被问得一愣一愣的。杨延修继而又大谈阔论他的“生意经”,弄得特务也不禁怦然心动,竟跃跃欲试地也想人伙大捞一把。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杨延修出色表现，使得上海的市场快速稳定下来，并恢复了繁荣的景象。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党组织会如此信任杨延修，因为在国民统治区工作了这么多年，杨延修一直秉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工作原则。
为了打开广大华行的发展局面，需要杨延修长袖善舞，和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许多人打交道，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时刻铭记周恩来总理一再叮咛的“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是杨延修必须面对的考验，也因此他自己制定了几项潜规则。
也就是当资本家要像个资本家，平时和别人交往要阔绰，不能小气，这样可以隐藏自己。但是自己生活要朴实，不能铺张浪费，假公济私，因为自己赚的所有钱都是党的经费。
杨延修的酒量很好，组织因此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解放后，当再也不需要这种“烟酒不分家”的应酬时，他很快戒烟，酒也没再豪饮过。
老年杨延修
时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们再看看杨延修再看看他经营的广大华行，以及他那些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我们不禁对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这是他们那一辈人克己奉公，一心为党的高贵品质，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需要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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