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义上，人们说的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往往是某个知识领域最能体现本行业精髓、最具代表性的奠基性的著作。那么教材也可能成为经典吗？

2020年的世界读书日，易中天先生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表《那些年我反复读过的书》，关于读书，他最后总结的建议是：“读书最好读经典。……就连读闲书，读小说，读文学作品，也最好选择经典作品。……经典，至少不会坏了你的品位。”

尽管总结文字中未提及教材，文中列举的实例倒是颇有几本教科书性质的读物。其实我们大都有类似的阅读感受，“反复读过”而成为经典的，可以列举出不同类型、属性的读物，将它们排布在主修专业领域、专业旁涉领域、消闲读物等不同的阅读“赛道”上，而其中，一定会有教材的一席之地。

经典教材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教材可以称之为经典？“教材常常意味着知识共同体较为认可的确定性知识，而且它事关共同体成员的再生产，因此最能体现出学科共识的知识框架。”（胡翼青语）教材一旦出版问世，面对的就是“知识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拷问，而且事关一代代师生的“再生产”，故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专业知识生产链条上极为重要的一环，承担着为学科确立知识框架的重任。

究其本质来说，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其价值的实现仰赖传播者（作者和出版者）、传播内容（教材本身）和受众（一线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即出版者根据市场需求遴选合适的作者，编写出优质教材，满足受众的需求。

经由上述分析，教材成为经典教材的几个尺度便可大致勾勒出来：根据学科发展顺势而为，回应时代需要，满足读者要求；作者（不管是独立作者，还是编写团队）有承担教材编写的资质；作品内容大到框架搭建、谋篇布局，小到文献引用、文字锤炼，经受了时代大潮的淘洗，接受过历史的淬炼，经得起读者挑剔的眼光；读者和批评者广泛参与，贡献改进建议，作者和出版者定期修订教材，保持其先进性。

作者：方汉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以下我们便以《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例，来看看一本经典教材是怎样炼成的。

观念的重视是基础

亚里士多德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思想观念上重视教材的编写，这是最根本的要求。没有这一点，不要说上升为经典，恐怕教材编写出来立住脚都难，因为一旦思想上不重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行为上的东拼西凑、敷衍塞责。更何况，取法乎上，往往仅得乎中。

《中国新闻传播史》由我国新闻传播史奠基人方汉奇先生担任主编，方先生一贯看重教材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新闻教材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闻教育的质量，他说：“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一旦思想观念上重视，待时机成熟，教材的编写就水到渠成了。

方先生曾细数《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编修历程：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整体规模较小，“当时全国只有四家新闻院校，一百余名学生，新闻史这课每周也只上一次”，编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必要性不突出；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进入发展快车道，新闻史作为重要的学科基础教程，既有的材料已经难以满足规范化、现代化、专业化的新闻史教育，于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方先生组建了强有力的教材编写团队。

从第一版开始，方先生便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两位精于新闻史研究的资深学者参与，第二版和第三版则新增中青代佼佼者。故本书的问世，顺应了时代发展，是学科发展的结果，是教学成果的反映。其编写阵容，一则云集南北两座新闻传播学学术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事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与研究的资深教师；二则主编胸怀博大，及时吸纳年轻学者，薪火相传。同时，根据新闻学科的实践性特点，编写团队还吸纳了在《人民日报》从事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

教材的编写绝不是一劳永逸的

教材一旦编写完成，便要接受读者和市场的检验，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受众的需求，及时修订更新。以第三版为例，我们分享几个关键性的细节：

本书由方汉奇先生领衔主编，他负责全书的框架设计、统稿和定稿等事宜，并撰写第一章“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修订之初，我们召开了全体编写人员参加的编前会，达成统一认识：保持本书权威性、系统性的优点，吸纳近些年学术发展最新成果，适当增加当代新闻传播史发展的篇幅，但不可越修订越厚。这就意味着有些章节篇幅增加了，须将其他章节做删节。

摄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编前会开始前

方先生按照前版的定稿文本，详细提供了每一章增加或删减的方案。他“以身作则”，自己撰写的第一章先删去近一千字，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从古代至改革开放前）均做删减，省出的空间让给后三章的作者。这样后三章合计增加近一万字，全书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网络媒体的崛起、1949年以来台港澳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叙述更加翔实，资料更加完备，但整体上第三版比第二版还减少了一些字。

第三版修订时，方汉奇先生已年近九十岁高龄，但他仍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阅读改后清样，提出改动建议。如邮件中提到“一个错字”的改动：

前面已经提到，经典教材的诞生除去作者、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是必要条件。一本教材的生命力，除去其自身过硬的写作功底、学术底蕴，能扛得住时间流逝和众人眼光，很大一部分要得益于作者—读者—编辑的良性互动。

《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出版后已印刷16次，每次重印前我们都会按惯例征询一下作者和营销编辑、责任编辑有无改型意见，有几次改动的建议来自使用本书的学生，他们将反馈意见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反馈给了编辑。以下就详细讲讲某次改动的全过程。

海南大学大三一位准备跨学科考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指出了一个问题：

其实看到这位同学的论证过程，我猜想她的指正恐怕是对的，但还是联系了教材作者之一、人大新闻学院的赵永华老师。赵老师很重视，接连查了几个老报纸的数据库，无果；又委托博士生查了新的数据库，证实了原文引用确有讹误，并补充指正了所在版面的小错误。我以为可以动笔改了，赵老师却让我再等等，要核查原件，确保万无一失。终于，真相来了。

读者指出第三版一处讹误（铅笔画线部分）

赵永华老师查询数据库后告知，原书引用确实有误

当时我将这次的改动过程连图带文发了微信朋友圈，点赞留言者众，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的孙琦老师说：“这种学术严谨的品格真令人钦佩，我在教中外新闻史的过程中数次发现，不同的教材对同一‘第一’的表述时间相差很大，需要教师各方讨教、求证。如果每本教材都能像该书一样，这种现象可能就会少些。”时任光明日报社主任编辑的罗容海说：“真是棒！晚清民国报纸一定要对原件。”

编辑的微信朋友圈，是收集读者反馈的新平台、好渠道

教材的编写与编辑出版，旁人只道似等闲，唯有亲历方知难。所谓经典教材，大概就是来自这样一点一滴、一心一意的努力。顺时应势，唯精唯专，久久为功，必然功不唐捐——经典教材得以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