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刘君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作家圈和教育行业内存在一种说法：大学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细数中国近现代名作家，读中文系的寥寥无几。比如学医的鲁迅、郭沫若；金庸法学毕业，徐志摩读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冰心、张爱玲、钱钟书、余光中是外国文学系毕业，沈从文、巴金、叶圣陶压根就没上过大学。因此，美学家朱光潜甚至断言“去中文系学习写作，纯粹浪费时间”。
9月18日，我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里，聚集了90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人，以“校友作家”这同一身份，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陕西师范大学校友作家论坛，老话重提也就又难免了。
学得越多，框框越多？
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说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好作家。二是认为大学教育也不需要以培养作家为目标。
因为文学创作需要天赋与才情，任何学校都无法批量生产好作家。相比之下，中文系就是有个宽容一点儿的空间，让喜欢文学然后又有点儿文学才能的人，能够从事写作实践。中文系的课程，不管是文学史还是一些文学理论，对于作家拓展知识视野，提升知识素养是有帮助的。不过整体偏学术化的课程设置，也可能会让有一些创作潜质的苗子告别创作，反而培养学者比培养作家的成就更大一些。
以我们中文系88级为例，当年200多人中喜欢文学创作的不在少数，当年还创办了一个文学小刊物《红月亮》，毕业时把习作结集出版为《青春诗语》，书名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的。
可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后来不再从事写作了呢？
一个同学这样总结，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很难再进行小说、诗歌创作，因为动笔之前，总是会犹豫，会想到这与文学理论或小说技巧吻合了吗？总是会有很多条条框框束缚。
这种“双刃刀”般的解读，确实是读中文系反而成不了作家的一个流行的说法：考中文系的同学大多带着当作家的梦想，但作家梦的破灭也是在大学时代。读了那么多经典作品，大家都试图去创作，后来发现创作更需要天赋和勤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剩下来的寥寥无几。
作为“寥寥无几”之一的校友马知遥，目前是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师导。他毕业之后先去新疆，再去南方，后来又辗转到了山东，10年前举家到了天津。尽管他没有如愿以偿地进入作协当专业作家，但他一直用自己的创作表达着对文学的向往。他这次给母校带来8本书，但其实他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
如果说大学期间，文学的教育和启蒙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引导作用，而大学毕业后，对大学教育的回顾和文学作品的再吸收，是他继续成长的关键。但在写作过程中，他深有感触的是，学生时代过于沉迷于作品的浪漫情景，缺少和现实生活的近距离接触，导致的可能是眼高手低，无法将创作和生活完美结合。掌握了过多的文艺理论知识，框住了创造力和想象力。过于依赖所学知识，以至于写作中卖弄辞藻炫技的文风太足，丧失了创作的自然之美。
“学院气质”
但对于学中文反而不利于写作，更多的人不以为然。就以这次论坛而言，上至耄耋，下至而立，这么多校友以“作家”身份而来，本身就证明了中文系与作家的高关联度。而且，相较起以往总看近现代文学史，如果把视野更开阔一些，这种关联性在当今文坛已更显见：近些年来，出身中文系的作家多了起来，刘震云、陈建功、骆一禾、曹文轩、“新武侠”代表步飞烟，北京大学中文系；张炜，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今鲁东大学）中文系；苏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路遥，延安大学中文系；贾平凹，西北大学中文系；韩少功，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梁晓声，复旦大学中文系；马原，辽宁大学中文系；格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杨争光、周晓枫、路也，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校友阎晶明认为，如今在大学里聚集作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到上海复旦大学，包括其他很多著名高校，有很多作家在学校里工作，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在学校读书工作成长起来的，有的是在成名之后又到大学里工作的，也就是说作家和大学其实已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联，中文系成为作家渊薮的趋势也开始明显。
之所以如此，中文系系统的学习教育当然功莫大焉。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谈到母校对经典文学的重视，对严肃文学的尊崇，使他在面临各种文学纷争时会有一个自己的站位和基本的定义；而母校的校训校风和文风的熏陶，使他在面临一些诱惑时不受外力干扰，始终有确定的方向和坚定的立场。
校友作家白描从自己的写作经历谈起，从母校启程的写作实践中，广泛而系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著作，给了他写作的底气和底色，呈现在他的《苍凉青春》《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秘境》《天下第一渠》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以及《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人·狗·石头》等散文集中。
这正是大学中文系走出的作家引以为傲的地方。中文系，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扎实辽阔的文学背景。它使得作家在写作实践时更加理性自觉，可以给自己一个清晰定位，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和空间，找到自己在当下创作中的坐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校友李建军把它命名为“学院气质”，他认为，这是一种体现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操，就是知识分子气质。如果没有自由的人格精神，没有高尚的审美追求，文学写作就没有方向。这也正是长篇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校友孙皓晖一直践行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要增强国家意识，为国家发展负起责任，在创作和研究中体现民族立场。”
这种气质在另一同级校友冯玉雷身上也得到了验证：目前就职于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的冯玉雷，大学时便显露出自己的文学才华。毕业近三十年来，出版了中长篇小说十余部，文化专著十余部。他笔耕的领域从敦煌到人类学，从美术学到考古学……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历时12年创作，上下卷近百万字，被誉为学者型小说的当代性承接与超越之作。
中文系与写作：
手还可以携得更紧？
当然，大学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也许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翻翻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基本都是偏学术化的，有关写作的课程也许占比百分之十都不到。这可以说是中国高校设中文系以来的传统。早在民国时期，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院精英，坚持中文系的学术本位，甚至排斥文学欣赏与写作，一心培养饱读诗书、理性冷静、理解与分析能力高超、逻辑思维能力强悍的学者。
这一传统至今仍为主流。山东大学文学院马兵教授举例：山东大学文学院目前有三个国家级的基地班，这些基地班都是培养有学术潜质的人才，而不是看重文学创作。也就是说，从“教”的一面看，本身就不以培养作家为目的；而从“学”的一面看同样如此，从生源来说，因为成绩等因素“被中文”的占了多数，真正抱着成为作家热望投身到中文系的，同样比例也不高。
所以与其想当然地讨论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不如讨论高等教育怎样设立更有针对性的作家培养体系更为切实。
能成为作家，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其中如一颗善感的心灵，深厚的人文情怀，高超的语言能力等等，关键还要有持续的耐力，艰苦耕作的决心。
中文系的培养，对这几个方面是否能起作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孙书文认为，“读经典，能感受到天地广阔，能体验人性深广、自然的美，是非常有益的。高超的语言能力，更是可以通过读经典来获得相关滋养。由此看，还重在中文系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上。”
因此，创作并非不可教，而在于“怎么教，谁来教”，如果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学校教育就能在培养作家上发挥出更大优势。
汪曾祺先生有篇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回忆他的老师沈从文教写作的事儿。
“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这么看来，沈先生与汪先生大概是觉得“写作”这事儿还是可以教的，但这个可教，绝不是循规蹈矩，像数学1+1等于2般可教。
只有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中文系与写作，手才可以携得更紧，培养作家也并不是空中楼阁，这也被很多事实所证明：在文学史上，以创作为目的的大学专业，“批量生产”作家的也并不鲜见。比方说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尤金·奥尼尔，就是在哈佛大学著名的戏剧研习班学习一年后，剧作水平大有提高，很快就创作出名剧《天边外》，完成了从文学“素人”到执剧坛牛耳的惊人跨越。而这个班，也“批量”培养了众多戏剧家。
当前，在大学中文系或者说文学院培养作家，也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学教育的目标之一。马兵介绍，目前国内高校文学专业培养作家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借鉴海外的创意写作，设立创意写作相关的课程和专业，比如说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另外一条是作家班，如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都办了作家研究生班，招纳了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青年作家就读。阎晶明则介绍，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院跟高校联手培养研究生，很多大学举办创意写作班，甚至也招收作家来办作家班，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三四十年不断地实践，当前国内文坛大量骨干，都出自这里。
看来，只要培养作家成为文学教育的目标之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从中文系走出来，本文的主题也就会有不证自明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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