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老板多，藏富于民是我们对浙江最直接的印象，所谓的藏富于民就是老百姓手头钱多、人均可支配收入高。
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1的城市。
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位列第三，农村可支配收入浙江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
其实我们回望过去的几年浙江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排名一直都是霸榜的存在。
除此之外改革开放将近40年，浙江GDP从1978年的123亿元，一路增长到2020年的64613亿，位居全国第四。
根据浙统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省人均GDP高达100620元，人均储蓄超10万元每人，省级排名全国第一。
浙江人不单单盘活了自家浙江的经济，全国各地也都有浙江人的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各地大约有650万浙江人开了多达30万家企业每年交税数千亿，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浙商在省外投资力度也很大（2010年就高达3万亿元，最近几年没有数据）。
说到这里笔者感觉有点给浙江拖后腿了。
浙江地处长江以南，省会是杭州，省内东西和南北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总面积10.55万平方千米，共11个地级行政区37个市辖区、19个县级市、32个县、1个自治区，人口约6456.76万人口。
由于此地气候湿润适合耕种，因此这片土地从远古时期就有先人居住，根据考古发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都诞生于此。
而早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原地区才是华夏正统，被视为当时的天下中心。所谓的中原是指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地区。
当时长江流域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而浙江又位于长江以南，距离中原地区甚远，故被视为南蛮之地。
直到春秋战国越国定都会稽郡，就是现在的浙北地区，会稽郡由范蠡修筑于公元前490年。
春秋战国时期会稽郡区位图
之后当时的中原地区经历两晋南北朝300余年的动荡，期间为了逃难北方人大批地迁移至江南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南迁时间持续两个世纪之久，这也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的南迁高潮。这次南迁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南渡为之后的江南一带以及整个南方（当然也包括了浙江地区）的大开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浙江的地势北部平坦，主要有杭嘉湖，宁绍平原，因此浙江的北部适合种植小麦和水稻等粮食作物。南部多山，则适合种植茶叶、药材、桑树等经济作物。浙江的东部靠海，适合发展渔业。当时的浙江由于各个地区的物产不尽相同，所以彼此之间就有了相互交换的需求。于是也就催生了浙江区域内的小规模的贸易。但是还远远不能开启浙江商业的繁华。
因此浙江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但当时的运河都是只为了各自的战略需求而且各个小国之间的河流也不会互相贯通。
当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随着南方农业经济的崛起，当时的北方政治中心急需要南方的粮食作为补给。但是当时的陆地交通极其不便利，运输成本非常的高昂。江南物产丰富，但是没有好的运输途径，也不能为中央王朝所用，坐着干着急也不是个办法。
京杭大运河路线图
此时修建一条贯通我国南北的大运河被提上了日程，但是修这个东西太劳民伤财，很多帝王都是想想而已。直到隋朝隋炀帝杨广的出现，好大喜功的他，大笔一挥就批了这个项目。杨广万万没有想到修建这条运河也赌上了隋朝的国运，公元610年大运河完工，公元618年隋朝灭亡。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修建大运河耗费了隋朝大量的金钱，甚至掏空了国库，但是并没有给隋朝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给今后的各朝各代受益匪浅。
至京杭大运河之后，把江南的农业经济跟中原的军事政权捆绑在了一起，也为整个中原王朝管理巨大领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为我国的南北商业经济贸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当时的浙江其区域内的商品流通已经非常成熟了，其他省份还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的时候，浙江人已经开始利用大运河把商品输送到全国各地，于是就慢慢形成了当时江南地区的苏杭经济中心。
两宋时期浙江迎来了历史上最鼎盛繁荣的阶段。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北宋疆域
宋朝由于重文轻武，导致最终丢失了北方大片领土，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1127年赵构即位，随后1138年南迁定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因此浙江迎来了历史上最鼎盛繁荣的阶段。
南宋疆域
宋朝政治腐败导致军事能力相对薄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当时的宋朝跟北方金、辽做了适当的妥协，加之江南地区物产丰富不仅能够满足金、辽高层的消费，还能满足宋朝各阶级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的消费，江南的物产有多么丰富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重整军事，最终形成了几支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比如岳家军、韩家军，故金人打不进来，但是南宋北伐也收效甚微，所以勉强有了之后200-300年左右的稳定发展。在这期间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商业贸易盛行，粮食丝绸等消费品极度的充裕。浙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物产丰富如果不能及时的去化流通的话也是刺激不了消费的，更带动不了经济发展。面对江南地区的物产过剩状态，浙商通过商业活动快速有效地把产能去化变现，这也大大带动了江浙地区的经济，通过京杭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商品运输到全国各地，由于浙江的地理位置优越，浙商在贸易中往往占有更加主动的位置。毕竟运河的起点就在杭州啊。当时浙江的商业到达了无可替代的鼎盛时期。
岁月更迭，沧海桑田，时代滚滚洪流向前的同时浙江的这片土地上商业思想也在随之进化成长，商业思想更是牢牢的刻入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基因里。
有繁华跟辉煌，就会有落寞跟孤寂。
到了清朝时期，山西晋商崛起。
大明晚期跟满清作战，明朝晚期政治腐败，军事战力自然不能跟全盛时期的满清相抗衡，正面战场扛不住，当时明朝政府想着封锁与满清的商业贸易，满清当时在关外生产力其实及其落后，很多东西根本无法自己生产，甚至连铁都买不到，这样他们也没有办法打造自己的武器了。
当时的晋商为了获取暴利，冒着杀头的风险继续给满清供应物质、打探情报、走私军粮、军械、战马、铁器、棉麻丝绸、辎重等等，满清在得到这样不断的物质援助之后，最终成功的吞掉了大明。
满清入关之后也是知恩图报，封领头的几个山西商人为皇商。此后的晋商走上了人生巅峰。浙商随之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直到清朝晚期被西方列强强迫打开了多个通商口岸包括上海、宁波、广州、福州、厦门，这也结束乾隆时期以来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的局面。这段时期浙商也得到相对公平的商业贸易机会，迎来一小段黄金发展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浙江宁波商帮，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随之宁波港的地位也极具下降。宁波商人利用地缘优势快速抢占上海滩，随着宁波商人开设了上海钱业工会、四明工会、宁波旅沪同乡会之后把宁波商人的财力、人脉全部聚集起来，从而确立了宁波商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
由于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有海、有平原、也有山脉，加之敢想、敢闯、敢拼的精神韧性，到民国时期盘踞上海的浙商自然就慢慢的形成了一股力量，后被人称为江浙财团（江浙财团的雏形是宁波商帮）。
资本逐利，资本家在政治面前更是软弱的。
民国时期江浙财团看到了蒋介石确立了统治地位后就想方设法地靠拢，甘愿成为蒋介石对抗革命的"帮凶"，比如1927年四月初江浙财团贷给了蒋介石300万的短期贷款，这笔钱被蒋介石之后用到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仅仅一年的时间江浙财团前前后后贷给了蒋介石7000万的巨款。
你以为抱住了蒋介石的大腿了么？不，你是在与虎谋皮。
1935年，民国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了金融恐慌，从一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瓦解。
浙商又一次开始沉寂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之前战争造成的破坏，浙江以前的工业全部毁坏殆尽，浙江由于矿产资源较少、也作为当时的海防前线，所以国家经济工业布局也几乎与它无缘（1953-1978年期间浙江人均国有固定资产投产额全国倒数第一）。当时浙江的工业固定资产只有1.03亿，工业生产总值也只有4.05亿。
而农业方面直到1978年浙江的人均耕地也只有0.68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没有像东北那样的国有工业基础，也没有深圳那样的政策扶持。当时的浙江还很穷。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制度政策上放开了各种束缚，这给予了浙江很好的发展空间，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民营经济在这偏拥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土地上茁壮成长、遍地开花。
浙江依靠长三角的特殊区位优势，以及自古以来的商业传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得飞快，到1992年底全浙江的个体工商户达到了100多万户，私营企业1万多家。在此期间也涌现了很多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网易创始人丁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浙江在改革开放40年来，从温州的一把打火机，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中国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到中国吉利收购沃尔沃；从零散的加工制造业，到如今的互联网新经济。浙江人、浙江民营经济40年这一路走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而且浙江经济也具有明显的块状经济特点，也被称为特色经济，具有小产业大规模的特征。
官方报告：浙江的“块状经济”具有独特的动力机制，形成了不易为其他地区所模仿的核心竞争力。生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发达的专业市场、独特的人文环境是“块状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海宁皮革城、绍兴轻纺、湖州童装、王江泾纺织业、濮院洪河羊毛衫市场等等。
这种浙江特殊的经济模式也被后来的很多省份拿来学习跟研究。
1978年的浙江人均住户存款只有20.6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88元，只排名全国第十，但是到了2020年浙江人均住户存款已经突破10万，也是第一个省区中突破10万的，排名全国省级第一。
1978年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32元，低于全国平均343.4元，但是到了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62699元，位列全国省区第一。
1975年浙江省人均GDP只排全国16位，仅235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9元，到2020年浙江人均GDP达到100620元，全国排名省区第三。
浙江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如今的浙江经济发展程度、领先程度大家也有目共睹，就算到了农村也有各式各样的精致小洋楼，我们不得不感慨浙江的富有。
浙江凭借自己不断创新的模式，敢打敢拼的精神，从当时没有任何政策倾斜的情况下，老一辈浙江人靠着挑扁担做着的小生意，到现在的世界500全国500强，无一不透露着浙江人的智慧跟勤劳，而就在今年浙江终于等来了百年难得一遇的重大政策倾斜，国家“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在这样重大利好的加持下，浙江的未来肯定会更加美好。
谢谢阅读，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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