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园子的园子
理学看起来很高深，其实可以进行很简单的理解。
入正题之前，首先要讲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生命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二是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讲清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形。例如“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等等。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幸福，但讲不清楚或者人言言殊，哲学就是这种“讲清楚”的试图和努力的结果，说得装B一点，就是“澄明”。（生活的装B说法是“存在”）
理学就是最大道理或者根本大法。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同哲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孔子他们提出“仁义礼智信”等原则（即“五常”），基督教的上帝借摩西之口提出“不可杀人、奸淫、偷盗”等十诫，佛教提出八戒。到了宋朝（其实从中唐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开始觉得这些五常都是道理，而这些道理应该可以用一个最大道理或者根本大法统一起来（所谓的“本体论”，儒学的这个本体论、系统化冲动也来自佛教。佛教自成体系，并有本体论，也就是说其所有理论都可以一言以蔽之。韩愈斥佛，当他耒阳县鳖口寺住持如何是佛法大意时，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一言以蔽之的回答。为了和佛教抗衡，从韩愈开始，儒生们便开始试图将儒学本体化）。这个想法就是理学。
理学就是想总结出一条能使大家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能够把那些“五常”、“十诫”统一起来的最大道理，其名字自然就叫“道学”或者“理学”，后来就慢慢统一成“理学”。
哲学是“讲清楚”的学问，其核心内容是讲清楚有关生活的2个大问题（每个大问题又包括2个小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要怎样”和“为什么要这样”。
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孔子的回答是要“仁”，但“为什么要仁”，孔子讲得很少或者没有讲清楚。在《论语》中，学生问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要么回答“爱人”，要么回答“克己复礼”等等，至于为什么要仁，学生没有追问，孔子自己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只说明“是什么”没有说明“为什么”的学问，就是“断言”，只有断言的哲学是不完整的哲学，所以孔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宋代的理学家并没有比孔子更加优秀，他们想解释清楚“是什么、要这样”，但好像解释得越来越复杂，他们也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要这样”，所以理学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是哲学家。宋明理学把“是这样”解释得很复杂。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是断言式地总结出一个幸福生活的总秘诀——“理”。
朱熹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至。……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熹把幸福总秘诀——“道理极至”——称为“太极”，其实这个说法不仅仅是幸福总秘诀，而是宇宙的总秘诀，从天到人，这是理学的逻辑起点，也就是天理说），但实际上他们对宇宙总秘诀的解释并不多，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主要讲的还是为人处世的生活总秘诀，所以我们不管理的宇宙这层意思）但什么是理呢？这又很难讲清楚。
他们首先提出，理就是仁。仁的主要意思是爱他人，只有有一个爱心，人就会讲义、讲礼、求智、讲信，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后来理学家又觉得这样的推理有些牵强，他们又提出仁就是生。“生”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生活、生机、活力……朱熹说，“仁字是个生底意思”，程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在易经找到这句话）……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矣。”他们还说，杏仁、桃仁为什么叫“仁”呢，因为这些都是种子，可以“生”（石子不能叫“石仁”，因为不能“生”，筋骨麻木不仁就是没有“生”的衰退）。
再后来，理学家又觉得把“理”解释为“生”还是不周全，他们又提出理是心（王阳明“心即理”）。王阳明说的心是善心，良心，即“良知”，只要每个人都颗善心，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幸福。
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和孔孟相比似乎没有什么进步：把“仁”解释为“生”，给我们的感觉是说了等于没说：理是生，so what？把“仁”解释为“善心”、“良知”，这和孔子的“爱人”有什么区别？宋明理学跟孔孟一样，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理学家们觉得“本来就是要这样”、“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就不用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了。
理学家们把理又叫做“天理”、“天者理也”，老天就是这样，这就无须解释了。王阳明说，善心每个人都有，如果一个小孩马上要掉进井里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阻止，这就是善心。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
杨简是陆九渊的粉丝，当他当县官（富阳主簿）的时候，问陆九渊什么是“本心”（也就是什么是“理”）时，正好中途碰上一个有关扇子的案件，杨简判决后，陆九渊就说“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本心”，杨简追问说：“止如斯耶？”陆大声曰：“更何有也！”杨顿悟，乃拜陆为师。这种棒喝、顿悟式的启发式教学是中国哲学的一条重要理路。这正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理学的重要原因。
在科学主义的教育下，没有论证过程的主张很难引起现代人的共鸣。
理学是儒学在宋明有了重大发展，所以儒学可以分为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事实上，所有的儒学，包括孔孟儒学和理学都缺少直接的、专门论证过程。孔孟儒学还是比较好理解，虽然它没有提出一个总道理，但对于仁义这些分道理而言，即使没有论证过程，我们也可以很容易脑补出来。
例如陆九渊论证为什么要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将甘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将何以待之”（原文是解释孟子的“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这个论证过程让我们脑补出做人应善的论证过程），但是对于“理”这个总道理而言，论证的难度就太大了。
理学的论证过程是：天——理。世界的本体是天（太极），天至仁至诚，这是天之理，所以人也要至仁至诚。这种“天人感应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破绽百出的（逻辑学人类类比不是论证方法）。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理学呢？我们可以说，理学大师们啊，这个世界最大的道理是利大于弊原则啊。儒家理学所追求的是最大道理，在解释时却总是得出分道理，这些分道理总是针对于一定的情境和对象而言的，各分道理只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并且分道理之间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可能“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呢？
例如，把理解释为“生”，生命就是欲望，生命力越强，欲望越大，那和“克己复礼”、“灭人欲”的矛盾该怎么处理呢？所以，为人处世之理不是在“天下之物”，而是在王阳明所说的“心”，但又不是全部的心，而是“心”在为人处世时所采取的利大于弊这个权衡的策略（也就是原则、方法论、价值观），这个策略才是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对象，才是形而上的根本大法。
这个策略好像说了等于没说，谁都不是傻瓜，谁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啊？
当然，个个都懂利大于弊，但有不少人在权衡时对什么是“利”、什么是“弊”判断不够清楚准确，例如，小偷觉得偷利大于弊，这就是错误判断。所以孟子要求“从大体”，不能“蔽于物”。
此外，儒学理学和现代人还有一个代沟，那就是追求幸福生活的社会取向和个体取向的问题。
本文老是强调，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儒家是在人类在初级文明阶段所采取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认为社会安定、天下大同了，我们就幸福了（儒家的表述仅止于大同，而没有提出幸福，上文经常说儒家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但现代人已然享受了安康的社会，文明开始进入高级阶段，他们认为幸福的意义还要加上个体的意愿，例如自由、平等这些内容，所以，儒学理学再也不可能拥有江湖霸主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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