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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上不再出现“中外合作办学”、可申请转入中外合作办学的其他专业、研究生推免比例和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相同……“这些表面上利好的消息，真的就利好吗？”不久前还在帮表弟填报志愿的李文（化名），面对最近围绕中外合作办学的一系列新闻，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眼下，正是火热的高考录取季，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却遭遇“寒冬”。在今年的高考录取中，沈阳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沈阳医科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或国际项目，在部分省份的录取中遭遇了0投档。

用脚投票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左右了考生们的选择？进入疫情常态化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又将何去何从？

被“吐槽”的性价比

分数低、收费高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最大槽点之一。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2+2（国内2年，国外2年）、3+1（国内3年，国外1年）、4+0（国内4年，不出国）、4+1（国内4年，国外1年拿硕士学位）等不同的形式。学费在1.5万/年至10万/年，大多数为2万/年至4万/年。

《中国科学报》记者发现，近年来，国内只有部分省市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高考投档线维持着不降分的政策，多数省份普通专业与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采取两个投档线录取，后者低于前者5分至50分不等。

“2+2”号称性价比最高的留学途径。李文就读于东部某高校中法合作办学的机械工程专业。他之所以选择该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2”形式就是看中了两点：一是低分上个好大学；二是有机会获得中外两个高校的文凭。

“身边的同学普遍反映学习起来很吃力。理工科课程，如高数、物理，即使用中文教学也觉得不易，何况用法语或英语教学？在对学习能力的要求方面，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比普通专业要高。而同学们多是低于投档线30分左右进入，学习能力跟不上。”李文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外语教学只有极少数同学能跟上，多数同学无法听懂外语，“课上大家总是面面相觑，课后只能用中文教材辅助学习”。

很快，身边一些同学选择了“躺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就不打算出国，希望舒舒服服拿到国内高校文凭。还有一部分人也不是全然没有出国打算，可是按照中外合作办学原本设计的途径，根本出不去。

为了不让学生大面积挂科，造成教学事故，一些高校随堂配备专业课教师，用中文给学生再讲一遍。

一些高校则“削足适履”，降低专业课难度。这样的做法又产生了恶性循环——由于达不到外方合作高校在专业课、语言方面的入学标准，为了声誉着想，外方合作高校就会修改入学门槛，“不降反升”。这就导致能出国的学生越来越少。李文进校后了解到，多年前，有二百来人的专业出国率是70%。如今在同样的招生与培养下，已下降至20%左右。

李文所在的学院，从前有外籍教师十多名，多时几十名，疫情后陆续离开，如今只剩下一两名外籍教师。原本应该由外籍教师讲授的课程，或改成了中国教师双语教学或中文教学，或改成了外籍教师主讲的线上课程。

“2+2”办成了“4+0”，越来越多学生在毕业后拿不到预期的中方、外方的学位证。“专业没学好，留学也留不成，感觉更像是花高价上了一个培训班。”李文感叹道。

本土化问题矛盾重重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外合作办学，应经济全球化加速而生，成为当时我国提倡“本土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

据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达到2100个，相比10年前翻了一番。在校生规模达50多万人，已有180万毕业生走向市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形成了自身品牌，优秀毕业生就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知名央企等。

然而近30年间，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暴露出各种办学问题。特别是2004年左右，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进入了“跑马圈地”的鼎盛时期。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矛盾在2011年左右集中爆发，媒体对中外合作办学中存在的“文凭工厂”现象进行了各种抨击。

“时至今日，公办高校对选择外方合作对象非常慎重，‘文凭工厂’已在我国境内彻底清理。”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牡丹江大学副校长孟中媛说。

“文凭工厂”的印记被抹去，但抹不掉的是“中外合作办学是赚钱工具”的印象。“学生视其为花钱进好学校的通道，学校视其为赚钱工具。高校对于后续的办学问题缺乏深入思考与有效落地的举措。”上海大学教授叶志明说。

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学生想留学却又出不去，再次“升温”的中外合作办学话题，让人才培养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往年，上海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只招收普通班。但今年，该校停止了该专业的普通班招生，全部改为中葡合作办学项目。中葡合作办学项目的学费为每年3万元，是普通班的6倍。该校招生简章显示，全部转入中葡合作办学的有三个本科专业：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环境工程，总共招收180人。

叶志明告诉《中国科学报》，土木工程涉及各国建设的规范与标准。按照欧盟标准培养的学生想在中国获得注册结构工程师，会遇到不适配的问题。而且，土木工程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国外在建项目少、施工进度较慢，即使到国外实践，短时间内学生也学不到太多实质性内容。

学生毕业后多进入葡方企业，但就业面不会很宽，如葡语覆盖的我国澳门地区，以及葡萄牙、巴西等少数国家。在国内就业，除了外语略具优势，是否能比普通班更有专业优势，还要打一个问号。

曾任教于东部某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杨铭（化名）补充道，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建筑学、会计学等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比如建筑学，国内高校本科为5年制，与英国对标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为3年本科。学生很困惑，通常要采取出国读研的方式，才能把那段缺失的经历补回来。

会计学则由于中美体系下会计的基本原理、准则不同，学生回国找工作不太适用，还需要重新学习。

据2020年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数据调查报告》显示，“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最多的10个专业中，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金融学、土木工程专业位列前3名，会计学位列第10名。

“中外合作办学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看似外方占优势的专业在开设、扩大招生人数等方面须格外谨慎。”杨铭说。

孟中媛提醒道，招生规模扩大会带来两大风险：一是能否招到足够生源，学费高、对外语有要求都会影响其招生，而且一届不到120人开班，高校可能收不回办学成本；二是师资能否满足，且不论疫情环境下外方合作院校的外籍师资开展线下教学受到较大影响，单是中方院校能否在短时间内配齐双语教学的师资，难度就很大。

随意性VS规范化

办学缺少论证，给学生就业带来困扰……看似严谨办学的背后，为何有如此多的“随意”？这就涉及国内高校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解。

杨铭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机制上，没有一个生态去支撑办学模式。大多数高校领导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与普通专业没有太大区别的专业，导致学校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大纲、课程大纲等，往往没有很好的监管。

实际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看重的是教育监管体系，其中又以教学大纲、教学管理为重点，并不特别在意师资的流动。“换句话说，教师、领导可以一直换，但只要这套体系执行到位，就能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杨铭解释道。

长期从事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西部某高校教师李桓（化名）也留意到这个现象。“国内高校生态更多依赖于人治，比如一任校长批准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几年间投入了很多资源、精力，可一旦他卸任，很多时候项目就无法持续。无法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人才培养质量自然上不去。”

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有很多高校开展了国际化办学。不过，为什么说中外合作办学是近30年的产物？孟中媛解释道，上世纪80年代，中外合作办学才有机构的跨境流动。相比以往，它是全方面流动，包括教材、人员、管理者、办学机制等。“与外方教育机构开展深入合作，有利于我国提升现代大学管理的规范性。如果只是简单地引进师资，对于高校提升发展建设能力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规范化本该是中外合作办学应大力借鉴之处。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国也在强调“四个1/3”指标，即引进的外方课程应占全部课程的1/3以上，引进的外方专业核心课程应占核心课程的1/3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人数应占全部教师人数的1/3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担负的专业课程教学时数应占总教学时数的1/3以上。

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高校并没有严格执行四个1/3，在教学管理的规范化上强调不足，这是导致其办学质量低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李桓告诉《中国科学报》。以《会计学基础》为例，一些高校会把原来的一门课拆成上中下三门课，以这样的方式凑出教育部要求的1/3外方专业核心课。

一些教师在日常授课中并没有严格遵守教学大纲，自己会什么就教什么。这还牵扯到中外合作办学另一个大问题——师资。

孟中媛指出，优秀的师资、优质的课程在任何地方都是稀缺资源。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外方高校不大可能派出最优秀的师资，而是派出全球招聘而来的“飞行教师”，这些教师被专门派往海外高校教学。其传授的知识与本校相比要打折扣。教学结束后，他们也就离开了。

然而，高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不单单是传授知识。很多时候，教师与高校、学生的情感纽带，以及对其的认同感也非常重要。“纽带、认同感的缺失是导致办学质量不高、无法深层次合作的原因之一。”孟中媛说。

叶志明对此也表示认同，“如今已不再是30年前仅需要单纯授课的年代，外籍师资也期待与中方师资有更多学术互动、项目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拉近双方联系”。

杨铭身边有一些外籍教师也希望到亚洲教学，但考虑到薪资不太具有竞争力，又纷纷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外籍教师对待职业、工作的神圣感值得我们学习”，孟中媛说。他们未必了解中国的文化、高校的发展历史，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走上讲台时，非常重视仪表，即使是在夏季没有空调的教室里也是西装笔挺，而且对有些学生上课打瞌睡、溜号等行为非常反感。他们经常会跟中方高校提意见，希望在教育管理中解决这些问题。

立法、监管、风控须到位

据新东方发布的《2022年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虽然疫情仍在继续，但86%有留学意愿的中国学生仍然选择出国留学，其中有40%的留学生已回到了他们的留学国家继续深造。

“在留学越来越普遍的当下，产生于留学稀缺年代的中外合作办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当初的使命。”叶志明指出。

进入疫情常态化阶段，学生有意愿出国但又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又该何去何从？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利益主体涉及多个方面，中方政府、外方政府、中方高校、外方高校、全球市场、学生等，其办学模式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当下，面临诸多低质量办学难题，孟中媛把它们叫作“差异性集合”，包括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文化体制差异、教育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国际惯例跟本土实践的差异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先后组织了6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合格性评估，涉及28个省市近300所中方院校，包括26个国家、地区近400所境外合作院校。去年教育部公布，2018、2019年共终止了2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办学形式涉及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复杂问题。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更需要体现国家意志。”孟中媛解释道。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主要依据两个文件，分别是2003年出台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条例》和2004年制定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至今已过去近20年。

孟中媛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出现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但是立法滞后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外合作办学实践经过20多年发展，情况和问题都发生了变化，但其基本法从颁布至今都没有进行过修订。比如，前述的外方院校不断提高入学门槛，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就可以借此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李桓指出，事实上，很多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对于上述两个文件的理解和执行并不到位，如根据《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要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以项目管理委员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而非简单地归高校自身管理。“需要更多后续文件的支持，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被赋予恰当的地位，才能更好实现其办学目标。”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主要有两个平台、两个机制，即涉外监管网平台和证书认定平台、评价机制和处罚机制。

孟中媛表示，这其中监管要更加到位。例如，对外方的合法合规性实行全程监管。2020年，海南省率先在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行部省联合审批新模式，这给地方分权管理发出一个良好的信号。

风险控制同样要加强。要对外方院校质量保障进行全过程监督，比如外籍教师资质的审定、教学过程中提供的资源、线上教学的质量保障等。“只有把风控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孟中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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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外合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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