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温才妃

2001年，一项以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的名字命名的“元培”本科生教育教学改革计划在北京大学启动，志在探索新时期中国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20年过去，北大元培学院一直走在探索“无人区”的路上。它直面不同时代我国本科教育的前沿问题，既是先锋，也是破题者。在这里，自由与选择是每个人都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它的蜕变与发展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行探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

一颗麦粒，开始只是麦粒（正），但它实际上已包含了突破自己、否定自己的因素，就是要长成麦苗。当它真的长成麦苗时，就不再是麦粒，而是达到了麦粒的对立面（反）。麦苗最后还会成熟、结种、产生新麦粒。新麦粒不是麦苗，也不同于原来的麦粒，而是两者综合的产物（合）。这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解释“正反合”逻辑所举的例证。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风向标，北大元培学院（以下简称元培）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2001年至2007年的筹备期、2007年至2016年的发展期，以及2016年至今的成熟期。在探索“无人区”的过程中，元培不断自我蜕变，其发展正暗合了“正反合”的逻辑。

如今，元培迎来了20岁生日。回顾它的发展历程，也是追寻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印记。

元培学生交流大会现场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供图

“康德说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理性（即范畴）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没有先天的范畴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

在各专业“杂居”的北大宿舍楼的楼道里，橘色灯光笼罩下，一群男生正围在一起讨论哲学。有意思的是，“主讲人”——北大元培实验班学生南星的兴趣由物理转向化学，最后又转到了哲学。

王俊煜也是其中一名参与者。

2003年，北京刚刚经历了非典的袭扰。作为物理竞赛的保送生，王俊煜本可以毫无悬念地进入北大物理学院。然而，从小看《南方周末》长大，喜欢新闻、物理，想学计算机，还想懂点经济学的他，在专业选择上更倾向元培的“双自由”政策——自由选择专业、自由选择课程。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依然参加了高考，并以广东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元培实验班录取。

1999年，北大成立本科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由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牛大勇任组长。研究小组评估了北大本科生教育的现状，并思考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小组达成了一个共识，高教改革要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一个人终身从事一种职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苏联模式下的高等教育过分重视专业教育，造成毕业生知识结构单一，适应性、创造能力和独立学习能力均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才需求。”元培计划初创者之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回忆道。

2001年，北大提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16字方针——“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并逐步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

同年，在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迟惠生的推动下，北大启动以蔡元培校长名字命名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计划——元培计划。该计划允许学生入学时不选定专业，在三个学期的通识教育及若干专业学习尝试后，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专业、课程。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打破常规需要极大的勇气。转型过程中，李强坦言面临三大困难——课程体系、管理体制和外界质疑。

时至今日，元培的很多内容仍是高校通识教育改革、转专业改革的“前车之鉴”。以课程体系为例，通识课程并不能直接照搬院系的专业课程，而是要设计适合通识教育的学科科目，这一点在理工科尤为明显。怎么让学化学的学生也能学好物理，赵凯华、吴思诚、张庭芳等老一辈教师对课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质疑声更是此伏彼起。有领导认为该思路是照搬西方模式，但实际上，元培计划吸收并反思了现代西方大学和传统中国书院的教育方式，并非照搬某种模式。有人担心放开专业选择，会导致北大文史哲专业消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文史哲非但没有在北大消失，还成为选课率最高的一批课程，诞生了一批“明星”教师。还有人担心，4年多次转专业，各专业可能都是浅尝辄止，结果发现本科同时学习了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受导师欢迎。

同样作为吃螃蟹者的还有学生。初创的元培实验班，在软硬件上并不如想象中的“高大上”——尚无大四学生，无专门的大楼，只有两间办公室，少部分院系不支持网上选课、需要学生自己去院系教务部门选课，选择一些热门学院还有名额限制……

但与现实困难相比，“双自由”给了少年们更大的选择空间。王俊煜在计算机、新闻、物理课程中穿梭，虽然最终选择了物理专业，但他没有放弃其他梦想。在校期间，他还创办了周刊《元培时讯》、元培网站等。

“元培计划初期吸引了一批有冒险精神、敢于尝鲜、有好奇心的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创业精神。”王俊煜总结道。

毕业后，王俊煜的同学大多出国或读研，而他加入了谷歌。“有意思的是，在‘就业去向’一栏，我被归为‘其他’。”后来，他将“创业精神”变为“创业事实”，一手创办了手机软件——豌豆荚，后被阿里以2亿美元收购。

2014年6月，北大古生物专业大四学生薛逸凡随手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一个人的毕业照”，配文“求合影”。让她始料未及的是，网友们对“全中国唯一只有一名学生的专业”的好奇心，最终令北大古生物学意外“出圈”。

2007年，元培学院成立，继续它的实验步伐。成立时其定位为本科生院、文理学院。虽在中文语境下都是“学院”，但与专业学院并列却显得“与众不同”——元培只有学生导师，没有学科教师。

然而，它让国际上取得原创性成果和重大突破的交叉学科有了落地的可能。2008年，元培在国内率先推出第一个跨学科专业——“古生物”。该专业的学生需要从本科起就接受生物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的综合教育和系统训练。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生命学院、环境学院中的任何一个单独院系都无法完成人才培养工作，而元培有双自由政策，于是多方合作开启了人才培养新机制。

同年，元培设立第二个跨学科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简称PPE），之后又陆续设立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跨学科专业。

然而，本科生院与专业学院并行之下的跨学科专业设置也带来了新问题。“学生要上多个学院的课程，难免会出现排课、考试时间相冲突的事情。由于元培的特殊性，对方院系无法照顾到个别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时，通常要靠学生自己协调，一种方法是请求老师出B卷，元培学生择机再考；另一种方法是元培学生上一门考试提前半小时交卷，然后赶到下一个考场。”北大元培PPE专业毕业生周文杰回忆道。

“你是我的学生，你又不是我的学生。”这一句话听起来似是而非，但却反映了当时元培学生难以融入专业教育的状况。然而，这并没有让大家陷入消极的状态，反而激发了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

“点火事件”是2010年由PPE发起的读书会。彼时，如今流行的讨论课在北大也很少见，光靠教师课堂传授学生又“吃不饱”，高年级的学长便带着低年级的学弟、学妹一起读书。“我的读书能力，如书籍的入门、怎么把书读慢等，就是在读书会高低年级的传授中建立起来的。”周文杰说。

“跨年级交流也让PPE成为狭义上有传承性的组织。我们一起反思1.0阶段的自由存在哪些不可控因素，从而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当它作为集体发声，又有了更多可能。”周文杰说，比如，跟其他院系对接资源，还直接促成了2014年PPE专业学生参与到本专业的教学计划修改，而“这也成为整个2.0阶段的高潮期”。

李强的另一个身份是元培的专职导师。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北大元培学院PPE专业学生赵雨淘一脸严肃地找到他，“李老师，我希望您能出面帮我们提交这一建议。我们调研了世界上多所有PPE专业的大学，这是它们的课程设置、教育模式，这是我们提出的改进方案……希望学院领导能了解、采纳”。

“我很惊讶，当时就说出‘学生们对北大课程的了解程度可能比老师还要好’这样的话；也感到特别欣慰，我们鼓励学生学习知识，也鼓励他们闯荡、探索。”回想起这段经历，李强仍记忆犹新。

就在PPE专业学生寻求自我管理的同时，北大元培物理专业学生张林峰也在反思自由、选择的问题。本科期间，他选修了数学、物理、计算机等方向的230多个学分，导致不得不延迟一年毕业。元培虽然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但第一年学某个专业，第二年转专业时，仍要修完第一个专业所有的学分，所以学生只能根据元培的弹性学制延期毕业。元培内部也在反思，双自由政策是否有真正的选择空间，如何改变？

2014年，元培新版教学计划作出改革，将学生毕业要求由150学分降至120学分。

“中国学生受教育普遍没有选择权，但拥有了选择权后，怎么用好选择权容易陷入过于激进或保守的状态。”张林峰告诉《中国科学报》，元培设有专职导师、兼职导师，均为各院系的学术大牛，但学生有时候意识不到身边有很好的资源，也不知道怎么与导师建立有效的交流渠道，在邮件交流的礼仪上应注意什么等，而这些其实都是学生开展有效学术研究与交流中的关键点。

为了让后来者少走弯路，2014年，张林峰创立了元培学院学生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学），并担任首任主席。三学按专业下设数学、物理、生化等八大学会，后来加入整合科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扩大为十大学会。该委员会为同学们的学习、学术生活提供综合服务，是元培学生自主探索学习模式的一种尝试，也是他们互帮互助、集体学习的缩影。

“如果说元培1.0阶段的教改是以教师为主导，那么2.0阶段则是学生登上了教改舞台。在这一阶段，学生有着鲜明的特征——理想主义、公共服务意识强、对知识极度渴求。”周文杰归纳道。

元培3.0阶段的开启，有一个明显的动作——2016年，元培学生集体入住35楼，正式启动书院建设。

和初创期相比，元培的软硬件已今非昔比，但是学生的大学体验真的变好了吗？当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度“内卷”又缺乏支持的环境下，又会做何感受？

早在高校尚未普遍关注心理健康时，元培就提前关注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一次让元培院长李猛备感忧心的是内卷。

他希望为学生提供一个彼此并非竞争对手的交流环境，并把视线放在了书院建设上。事实上，“书院是本科生院的关键，就像《哈利·波特》中的格兰芬多学院、拉文克劳学院一样，是不同风格的住宿制书院。”

“怎样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做探索，让学生发挥更主动、更积极的作用，这是元培最核心的理念之一。我们希望学生在元培能够接受一个人的整体培养。”在李猛看来，这是本科教育应有的方向，也是蔡元培先生“五育并举”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原来的35楼地下一二层设施比较简陋，经改造后成了图书馆、讨论室、学生电影院、健身房、琴房……方便学生在此进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北大元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叶皓天开发了元培的智慧校园系统，该系统成为书院管理的“心脏”。

“我们还会一起在宿舍楼的许愿墙上写下心愿，在地下室里一起健身、跳舞、看电影……今年春季运动会，元培拿下北大女子4×100米的冠军，可谁也没想到，这支冠军队伍其实在赛前只配合过一次。而这份默契来自于生活中交往的点滴。”三学主席、北大元培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张令仪说。

值得一提的是，张林峰、叶皓天、张令仪都有体育特长，张林峰擅长篮球、叶皓天热爱足球、张令仪长于跳高。

每次新生座谈会，李猛都会问学生加入哪个运动队和书院俱乐部。“原因很简单，比如打球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心理压力，下了球场，他们还可以约在一起喝奶茶、撸串，球队的成员未来还可能在一起创业。”李猛兴奋地说，“他们打决赛，我们全院领导都去观战。”

“3.0阶段元培学生身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反内卷。”正在美国高校做交换生的叶皓天对反内卷有自己的看法，“缓解内卷，要么做大待分配的蛋糕，要么提升评价体系的多元性，让大家无需挤在一条赛道上。”事实上，元培已经在学生评价上做了相关探索，如奖学金的评定将体育活动纳入其中。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正在尝试按大类招生的方式建立书院，那么元培的探索又能为它们提供哪些借鉴？

在李猛看来，首先要有完备的新生教育体系，其次要有很好的朋辈群体。“大一是学生最需要教师指导的时期，没有教育内容去支持学生，没有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大类招生很容易变成一个类似‘招商引资’的方式。”

为了给新生与教师搭建桥梁，元培还开设了新生训练营、新生讨论课，并招募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辅导员。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埃及猫、中国经济发展过去20年的大事……在新生训练营和新生讲座上，贾妍、林毅夫等北大学者的精彩讲述迅速打开了学生的学科视野。

“新生讨论课还是三学参与元培教改的生动例子。这门一学分的元培必修课，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学参与组织和管理的。我们还参与了助教的招募、导师的联系和大纲的制定，通识教育课表的修订完善工作，负责同学们和导师的联系等。”曾任三学主席的北大元培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学生伍维晨说。

“在正反合的概念中，如果说1.0阶段是正，2.0阶段是反，3.0阶段则是合，是教师与学生在书院平台上的重新合作与接触，共同推进、走向融合。”周文杰说。

“反内卷”的脚步还在进行中。元培前期的一些好做法已经推广至全校。2016年，北京大学实行全校本科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围内落实了自由选课和自主选择专业制度。

“元培在蜕变中不断发展。保留元培学院，说明实验还没有结束。新时代下，北大仍然希望它继续发挥改革实验田的作用，为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行探索创造更多的可能。”采访结束前，李猛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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